在1984年2月召开的福建省农村工作会议和3月召开的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福建省委领导明确提出了“开放、搞活、放权”的要求。省委第一书记项南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下放权力。

受此鼓励，当年3月22日，参加福建省厂长（经理）研究会成立大会的55位厂长、经理，针对当时企业和厂长、经理处于“只有压力，没有动力和活力”的被动困境，联名给省委领导发出《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要求上级部门给企业扩大自主经营权。项南立即将来信批给《福建日报》公开发表，并亲自代写“社论”，认为来信提出的问题触及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符合改革的方向和要求，要以此作为全省改革的突破口。

呼吁信见报后，一石激起千重浪。省委、省政府相关部门和各地（市）通过《福建日报》专栏，支持企业“松绑”放权，发布了放权新举措。4月下旬，省政府颁发了关于工贸经济政策措施七个文件和二轻集体所有制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对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政策支持，从分配入手，让利放权，有效调整国家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利益关系，明确“责、权、利”，通过围绕给企业放“三权”（人事权、财权、经营权），以达到使企业增“三力”（动力、活力、压力），促进与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各地在此基础上也进一步放宽政策。

到1984年底，全省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比上年增长20.8%，增速从上年的全国第21位跃至第2位。“松绑”放权成效显著，对福建乃至全国探索企业改革之路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本报记者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