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克莎教授，中国著名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华侨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曾长期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务院研究室。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等顶级期刊发表论文400余篇，出版专著17部，其研究成果曾两度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并多次获得省部级以上优秀成果奖励。他的研究长期聚焦于产业经济、宏观经济、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等领域。
近年来，郭克莎教授就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了一系列深入研究。本次访谈基于郭克莎教授在这一系列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展开。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的战略意义
问：您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明确指出，在中国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新发展阶段，制造业需保持合理比重。为什么在当前阶段，保持制造业的合理比重具有如此关键的战略意义？
郭克莎：我们的研究主要基于国际比较发现，这个问题关乎发展全局。大国经济在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演进中，制造业的发展趋势至关重要。一些拉美国家因这一时期制造业增速和比重快速下降，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日本、韩国等经济体则因制造业保持了较快增长，顺利迈入了高收入阶段。
我国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上半期，制造业已经走上了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是持续增强的。从制造业的特殊战略地位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在新发展阶段，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加快，不仅提高了自身的TFP（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而且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整个经济的技术水平不断上升，增强了整个经济TFP增长的基础和动力。第二，在新发展阶段，制造业技术进步加强了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且增强了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一项重要内容的绿色发展及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取决于制造业技术进步带动下的绿色技术发展、TFP增长、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因此，制造业的增速和比重持续下降，会对经济中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形成制约。
保持制造业的比重在合理区间，是我们参考高收入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结束时的制造业平均比重（29%）以及经济发展质量较高的历史经验，同时考虑到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对产业结构变动所具有的一定调节作用后得出的。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量的基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我国新发展阶段，必须高度重视制造业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扭转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下降趋势对经济发展全局的影响。
问：既然这是一个必须达成的目标，那么当前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与制约究竟是什么？
郭克莎：在我国新发展阶段，制造业的规模扩张已面临市场饱和、产能过剩的较强制约，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能仅依靠优惠政策，需要培育和创造新的体制机制环境。当前，要保持制造业的合理比重，我们主要面临周期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的制约，而结构性矛盾与总量性矛盾又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使制约更为突出。在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下，我国经济运行面临“四降一升”的突出问题：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这些问题的主要矛盾是供给结构错配问题严重，而其背后有着体制机制的深层原因。
与此同时，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我们面临总需求不足特别是内需不足的制约，这不是周期性波动引起的短期问题，而是发展阶段转变等因素引起的长期趋势。从国际经验看，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经济增速和需求增速会出现趋势性下行，基本原因是大规模基础性投资的空间减小，大范围基础性消费的内容减少，投资增速下行也对就业、收入和消费增长产生影响。当前外部环境的挑战依然较大，我国经济增速下行压力有所加大，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需求不足尤其是内需不足的制约日益突出。
总量问题与结构问题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这种影响可以是短期性的，如短期总供求矛盾对结构性问题的影响，或短期结构性矛盾对总供求关系的影响，但现阶段我国总量问题和结构问题的相互影响主要是长期性的。一方面，长期结构性问题加重需求不足的总量矛盾。例如，产业调整升级缓慢导致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变化，过早去工业化、制造业比重大幅下降和产业结构服务化趋势，引起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和投资增长结构性放缓；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制约消费可持续扩大及市场投资有效增长。另一方面，长期性需求不足又会加深结构性矛盾。例如，投资和消费增长放缓加剧传统产业供求矛盾，产能过剩问题导致制造业比重持续下降，产业结构过早服务化和轻型化的问题不断加深；需求不足影响市场活力和中小微企业发展，进而影响中低收入群体就业和收入稳定增长，使政府改善城乡区域发展差距的政策面临市场机制的困扰。
供需协同筑牢中国制造业根基
问：面对这种复杂局面，您的另一项研究开出的核心“药方”是“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我们应该如何深入理解“协同”二字的深刻内涵？
郭克莎：首先我们必须明确，这两个问题确实是相互影响、相互加深的。工业化比重下降引起的“结构性减速”会加剧需求不足。反过来，长期性的需求不足又会加深制造业的结构性困难。所以，我主张要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有效需求的政策结合起来，尤其要把推进新型工业化作为这两大政策协同发力的重要抓手。
从政策供给的视角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有效需求两大政策的结合是2015年以来中国宏观调控实践的主线，也是中国宏观调控理论的创新。“协同”的含义是，主要依靠扩大总需求或扩大内需的政策不足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矛盾和长期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了发展中的主要矛盾（结构性）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供给侧），但仅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只能稳定、释放和创造部分需求，不足以促进有效需求和总需求持续稳定增长，必须把两大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强调“坚持”“协同发力”和“统筹”理念，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总量问题和结构问题。
问：在战略落实层面，要实现供需协同以稳定制造业根基，最需要统筹推进的关键结合点是什么？
郭克莎：我国宏观调控中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有效需求的政策，已经持续了将近10年时间，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要进一步坚持和更好实现两大宏观政策的协同发力，促进经济稳增长和高质量发展，需要注重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关注经济运行矛盾转化和政策重点调整。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有效需求两大政策中，以哪一个政策为主线、为引领，反映的是宏观调控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问题中，哪一个是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第二，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我国作为一个体制转轨的发展中大国，由于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一直存在乡村落后以至衰落的问题，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局面迟迟难以改变。这是影响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城乡需求格局转变和整个内需有效扩大的重要原因，也是引起工业产能过剩和过早去工业化内在矛盾的根源所在。提出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政策取向，不仅有利于加快解决城镇化过程中乡村落后和衰落的问题，促进城乡经济社会走上融合发展的轨道，而且有利于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有效需求结合起来，支持两大宏观政策更好协同发力。第三，提升宏观政策统筹协调的高度和深度。最近几年，党中央在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中，越来越注重宏观政策的统筹协调作用，持续加大政策统筹协调的范围和力度，增强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有效需求协同发力的政策条件和社会基础。
积极应对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
问：从更宏观的视角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对中国当前面临的外部挑战有什么意义？
郭克莎：这确实是一个大国博弈的根本性问题。面对美国对中国经济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的遏制打压，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提升自主发展能力的重要战略支撑。唯有建设自主创新主导的制造业技术体系，才能应对外部压力。中国需要大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特别是加快完善制造业的技术体系，降低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及相关产品的对外依存度。我认为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一方面的重要性将不是减弱而是日益突出。 我国必须做好长期应对的战略准备。同时，大国经济有其规模性、内源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制造业发展有利于提高国家经济的自立自强能力，使大国经济能够减少对外部环境的依赖。总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不只是经济结构问题，更是大国在新发展阶段必须坚守的战略底线。
问：能否请您用一句话总结您这一系列研究的核心价值与政策启示？
郭克莎：这一系列研究的核心观点是，在中国迈向高收入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坚持“固本培元”与“疏经通络”并举的战略。“固本”就是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持并提升制造业这一实体经济的根本；“通络”就是通过着力扩大有效需求，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唯有两者协同发力，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才能夯实中国经济发展的根基，穿越复杂挑战，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行稳致远。
（采访协助：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院长助理杨莉莎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