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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田野里的家国情怀

□本报记者 赵文娟

从一座濒临倒塌的祖屋,到一片重新凝聚的乡土。槐南镇的实践不仅修缮了建筑,更是修复了人与家族、人与土地、人与传统之间的关系。

一座祖屋,把散落的族人重新聚在了一起。“以前祖屋没修好,大家都是各待各家,有事才碰面,现在几乎每天都会过来坐坐。”

在槐南,我问过许多人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愿意出钱修祖屋?”答案出奇地一致:“祖屋是我们的根。修祖屋是我们家族的事。”“不管再穷,都得认祖宗。”没有人提到旅游开发,没有人计算经济回报,村民们把修祖屋、传承当地文化当作自己的“家事”。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在槐南具象化了:一块块捐款红板、一本本修缮账目、正月里从四面八方赶回来的脚步、锣鼓声中跟着叔叔伯伯打黑狮的少年。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觉。这种自觉,恰恰是当下乡村振兴最稀缺的东西。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一个个乡村面貌焕然一新:道路硬化了,路灯亮了,小公园建起来了。但不少农村依然面临困境:钱到了,人没回来;人走了,心也散了,乡村发展失去了内生动力。

槐南给出了另一种可能。在这里,家的情感还在。祖屋寄托着族人对祖先的追念、对家族的归属。更重要的是,这种情感遇到了持续的制度支撑。

在采访中,杜晓帆教授等人一再向记者提及槐南镇干部的热情和干劲。正是这些本土干部一任接着一任干,出政策、筹资金、引智库、注活水,让这场“文化自救”有了方向。家族的情感凝聚和干部的持续推动,两股力量在槐南交汇,才让祖屋从濒临倒塌走向重新活化。

钱可以修路、可以盖房,但修不了人心。槐南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家”还在,人心还在,乡村就有自我修复和发展的内生动力。

这何尝不是一种“田野里的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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