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福建乡试共考三场，第三场考经史、时务策五道。其中，经史策考查士子对经义、史事的理解；时务策则紧扣现实，考查朝廷大政与地方要务。
终明一代，倭寇、海盗频繁侵扰东南沿海，嘉靖年间为祸最烈，史称“嘉靖大倭患”，福建正是重灾区。因此，嘉靖时期福建乡试中涉及海防问题的策问逐渐增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主题。
闽兵客兵
嘉靖大倭患爆发后，福建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抵御倭寇的兵力问题，当时主要有“闽兵”和“客兵”两大兵力来源。福建海防首重“闽兵”，即本土兵力。明中叶以后，福建卫所军制日渐废弛，从而导致本土兵力不足，无力抵御倭寇进犯，故需借助“客兵”，即由外省调拨援军；然而，“客兵”在增强福建海防力量的同时，亦因骄横不法、扰害地方广受诟病。这便引发福建乡试策问对二者利弊问题的探讨。
对于“闽兵”，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福建乡试策问赞赏有加：“而闽中人乃亦往往入越伍，辄能持戈却敌，即闽之歼数十夷于海中，亦闽兵非客兵也。”可见当时官方比较重视“闽兵”，但仍有不少人怀疑“闽兵”的战斗力。对此，该科一名考生在对策中予以反驳，认为倭寇逼近长乐时，“闽兵”“伐木为梃，伏于莽中，贼至辄大呼而逐之，无不披靡”，具有强悍的战斗力。
对于“客兵”，该科策问则持否定态度：“无论骄而挟我、坐糜我食，即其往来数千里间所侵掠残害，固人人而怒也。即有咫尺之功，难言之矣。”策问认为“客兵”弊大于利，渐成地方一大弊害。对此，该科一名考生的对策揭示出“客兵”存在的靡费粮饷、索财畏战、贻误战机等弊端，进一步肯定了策问所反映的现实问题。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福建乡试策问对“客兵”的态度有所转变：“致勤我皇上轸念元元，颁给内帑，调发客兵，天恩浩荡，一时文武效谋，旋就底定。”策问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客兵”的贡献，因“客兵”中出现戚继光率领的戚家军，他们军纪严明，在横屿等战斗中立下卓越战功。但谈及福建长远海防建设时，策问仍坚持倚重“闽兵”，即便兵力短缺，也不赞同调拨“客兵”。
针对二者的取舍，该科第十二名举人李廷春的对策提出了辩证的看法：“练主兵，所以培其本也；存客兵，所以治其标也。本之所培者日以益，标之所治者渐以损。”大意是：长久之计应依靠“主兵”，即福建本土兵力；而应急之际，仍需向外省调拨“客兵”。唯有二者相济，方能解决困难。
兵食问题
抗倭需投入大批兵力，兵食需求随之增加，沉重的负担又转嫁于百姓。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福建乡试策问载：“兵兴以来，闽之宿储尽矣，其势不得不于更繇之外而预收其直，或倍其直，诚急之耳。而田野之氓，遂至忧嗟怨叹，仰天而呼，是又可念也。”
策问点明了倭患之下福建财政枯竭、官府加征赋税应急、民生困苦等社会现实。因此，妥善筹措兵食至关重要，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的策问总结出福建兵食的四大来源：“计食者，有曰屯田、曰鬻田、曰盐策、曰钱法，皆军饷之资也。”但上述四大军饷来源或多或少都存在弊端，这在嘉靖年间福建乡试策问中多有提及。
屯田之弊 屯田是福建兵食的重要来源，完善的屯田制度对于保障兵食供应、减轻百姓负担具有重要意义。但时至嘉靖朝，官豪纷纷侵占屯田，屯军大量逃亡，军屯制度积弊已深，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的福建乡试策问指出：福建要害之地遍设屯田，本意是“居则为农，出则为兵”，欲达到兵民合一的目的，奈何法久弊生，“谓之兵欤，则非荷戈之士；谓之民欤，则非授田之户”，与创设初衷相去甚远，既削弱士兵战斗力，又影响农业发展。
盐法之弊 盐课也是福建兵食的重要来源。完备的盐法可以保障盐课征收，但嘉靖时期福建盐法废弛、弊病繁多，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的福建乡试策问便罗列了当时存在的问题：同为福建盐场，征税时却有“本折之异”；同为引盐，拆分后却有“大小之殊”；灶丁理应以盐上缴官府，却可以“以米折价”；在报中时，奸商与豪强暗中勾结“自操赢缩之权”；承担赋役时，灶户与滑吏狼狈为奸“巧为影射之计”……
若从补给兵食的角度看，这些弊病可分成两类：一类是为解燃眉之急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如泉州浔美、浯州、汭州3个盐场的盐课，本应输送边关，却被用作本地军饷，甚至有人建议增设征税项目以补贴海防；另一类则是亟须禁止的弊端，如政府对私盐管理不严，导致私盐泛滥，损害官盐之利。针对此弊，策问援引了“严捕私贩以资军门之需”的看法。这些举措皆反映出人们解决兵食问题的迫切心态。
钱法之弊 钱法不畅有损政府收益，因此整顿钱法既可增加政府收入，也能扩充兵食来源。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的福建乡试策问就剖析了福建钱法不畅的现实，“大江以南，壤地千里，钱不为市”。政府不收取钱币的不当行为，导致其失去信用而壅滞。有鉴于此，策问要求考生提出“使钱币大行”的建议，并询问仿照西周九府圜法能否解决当下困境。
针对屯田、盐法、钱法存在的弊端，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福建乡试第十二名举人李廷春的对策，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针对屯政废弛，主张“屯田之弊当清”；针对盐商报中不积极，强调“私盐之禁不可不严”；针对钱法不畅，认为只要参酌九府圜法，“钱法亦可通行”。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用贤养民，所以开食之源也；因时立法，所以导食之流也”，主张通过用贤养民、因时立法，从开源、节流两个方面彻底解决兵食问题。
海防策略
由于福建长期遭受山贼与海盗骚扰，因此海防策略亦是嘉靖朝福建乡试策问考查的重要内容。在海上威胁较轻时，策问往往将山贼与海盗祸患合并讨论，未设置独立的考查主题，而随着倭寇的侵扰加剧，策问的考查重心也随之转向倭患的防御。
治理盗贼 嘉靖以前，福建对治理盗贼多有探索，但效果有限，嘉靖十三年（1534年）的一道福建乡试策问再次对此展开讨论：首先回顾盗贼泛滥与御盗之法相辅相生的历史，继而回到福建，称当地百姓“穿矿于山，则官课轻而御货者众；通番于海，则禁网阔而冒利者繁，是以其势至犯法轻生而莫之禁止”，并询问依靠兵力镇压是否可行。在此基础上，策问要求考生提出治理盗贼问题的策略。
由于策问将盗贼的产生归因于“官课轻”和“禁网阔”，该科第五名举人赵恒的对策就此展开反驳：针对“官课轻”，对策指出百姓除缴纳法定赋税外，还要承受官府无休止的额外征敛与盘剥；而所谓“禁网阔”，现实却是处处设防，管控相当严密。加之福建山多田少，百姓仅靠农耕难以维持生计，迫不得已才“流而为盗”。因此，对策主张“缓治盗而急治民，后催科而先抚字”，只有为民着想，盗贼问题才能根治。但在嘉靖朝厉行海禁的背景下，这一主张难以落地，着实可惜。
防御倭寇 随着倭患持续加剧，福建海防压力骤增，如何有效抵御倭寇，成为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福建乡试策问关注的核心议题。该科一道策问以古代兵法开篇，肯定了作战需因势制宜的观点，继而立足福建海防现状，指出时人尚未形成可行的御倭方略，进而向考生发问，如何才能实现“守而坚”“战而胜”。对此，该科一名考生的对策从“守”“战”两端提出应对方案。
防御层面，其对策提出六法：针对御敌于海上以防止其登陆的目标，主张“据险”，依托海澳、水寨，构建内外呼应的近海防御体系；针对赋役不均，提出“定役”，公平分配守城劳役；根据防御需要，提出“聚器”，确保武器供给；针对倭寇中假倭居多的特点，提出“慎诘”，通过观察言语、容貌等方法加强人员盘查；针对闭城后易引发粮荒内乱的问题，提出“积粟”，通过调整仓赋、罚粟、劝富户积粟等措施储备粮食；针对民众临倭才徙、屡遭劫掠的问题，提出“清野”，提前迁民入城。
战斗层面，其对策亦提出六法：针对倭寇抢先占据要地，提出“伏”，设奇兵突袭；针对倭寇贪利可诱，提出“饵”，利用村市、财帛、子女作诱饵，诱其深入；针对倭寇有必经之路，提出“要”，在要道上设伏；针对人心“疑则乱”的特点，提出“疑”，制造信息不对称以此迷惑敌军；针对我寡彼众、我散彼聚，提出“翼”，灵活调兵，弥补兵力劣势；针对军令不振，提出“肃”，严明赏罚、以“重戮”立威。
通览嘉靖朝福建乡试时务策，可以发现，朝廷有意识地将海防等现实要务纳入福建乡试，锤炼应试举子解决现实政务的能力。士子在福建乡试中所答关于兵力、兵食、海防的对策，可能就是其将来应对海疆防御时的有效治理办法。因此，福建乡试时务策反映出乡试考题与社会现实的紧密关系，更新了我们对明代科举考试内容僵化与刻板的认识。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