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带着两个老人一起去吃汉堡吗？”

9月3日，生活在厦门的老年陪伴师刘诺，在二手平台上接到一笔订单，这是她发布服务信息后接到的第一单。此前刘诺曾志愿服务过敬老院，见过老人多种多样的需求，但这样的要求还是第一次碰到。

原来，下单者老陈被子女接到国外，吃了汉堡后，想让两位好友也尝一尝，感受一下年轻人的生活，于是通过平台找到了刘诺。一顿汉堡，透露出老人对出门陪伴的现实需要。

据了解，截至今年10月15日，厦门市户籍人口中，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有53.6万人，较去年新增2.9万人。这些老年人中，不少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孤独感。

当老龄化社会快速来临，以“临时子女”身份出现的老年陪伴师，正在厦门悄然生长。这个新职业长什么样？近日，记者进行了走访。

需要

“丁零——丁零——”

10月16日上午，湖里区禾缘社区助老员钟雅婷的手机响个不停，辖区内的老人发消息向她求助。

钟雅婷说：“我们社区有老人1900多位，每400~500位，配一名助老员。”她展示社区60岁以上老人档案，其中，独居、空巢、失能、残疾者被重点标红，井然有序，“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服务他们”。

据介绍，助老员工作涵盖建档摸排、对接慈善资源、组织康乐活动等。

在禾缘社区工作3年，助老员郑丽虹见惯了老年人的生活百态。

有对空巢夫妻，助老员每次上门慰问，老太太都坚持从卧室走出来开门，“十几米远，老太太要走半小时，一路走，一路说话。我们隔着门缝劝她别动，她不肯，可能就是想多说说话”。

据统计，目前厦门市共有1000多名社区助老员，他们是老人亲近的伙伴。记者观察到，一名助老员要对接四五百位老人，建档、走访、对接资源、组织活动，一天下来，能坐下来陪一位老人说上几句整话的时间并不多。而老人真正缺的，往往不是一次代购、一趟陪诊，而是有人愿意听他把一件事翻来覆去地讲。目前，社区助老员的工作繁重，一对一、长时间的情感陪伴亟须社会服务介入。

令人欣慰的是，这些问题已引起各方关注。

除社区助老员兜底外，当地还出现了一种新职业——老年陪伴师。他们有的是由社区、街道或社会组织主导的志愿者，以“类亲情”的方式，为空巢、独居老人提供陪伴与代办服务；有的由个人或机构运营，属于付费陪伴服务，从业者以“儿女”“儿女朋友”身份上门，按次或按时收费，亲情的陪伴以“外包”的方式完成。

对此，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教授常青松指出，这类“外包”是“基于市场交换的、拟亲属化的短期雇佣关系”，兼具“精神慰藉者”和“照料服务者”的角色，是对家庭养老功能的补充，目前仍只是“一种自发的回应，也是有益的尝试”。

补位

那么，老年陪伴师是如何补位的？

同样生活在厦门的王霞，做了两年陪诊师，她发现，“基础照料板块，也就是老年人的日常生活照护服务，已经有很多人提供了，但针对老年人的精神陪伴，基本还是空白的，市场空间很大”。

于是，今年她创办了厦门如邻相伴科技有限公司，把就医陪诊、住院陪伴、居家帮扶、生活代办和情绪陪伴打包成标准化服务产品。一线服务人员近200人，陪诊4小时收费约200元，陪伴服务时薪30元到100元，单次基础服务多在200元左右。

她说：“很多老人不是不想请人，是请不起住家保姆，一个月得花五六千元。现在费用门槛降了，他们有需要时下单，请得起。”

但精神陪伴的“产品标准化”远比陪诊困难。王霞给一线陪伴师定的第一条规矩便是“只帮忙，不越界”。

她强调：“我们是亲情的补位者，不是替代者。”

她介绍，很多子女下单时不敢让老人知道花了钱，陪伴师上门时自称是“子女的朋友”，先安抚情绪，再开展服务。对异地子女而言，付费陪伴买的不仅是老人的陪伴，也是一份远距离的“知情”。

厦门思明区78岁的曾阿姨，女儿胡月在上海做生意，回不了家，便在网上购买陪伴服务。曾阿姨回忆起此前两次服务，说：“他们除了来陪我聊天，还教我使用手机。陪伴师很耐心，现在我还学会了打视频电话。”

胡月在电话里告诉记者，母亲打电话总是“报喜不报忧”，“有了陪伴师，我能更清楚地知道妈妈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

老年陪伴师洪文玉是企业“如邻相伴”的兼职人员，平均每周接3单。她印象最深的一位服务对象，是85岁的失独老人张阿姨。第一次接触是因为陪诊——老人病了，没有亲人陪诊。老人住院期间，洪文玉帮她跟医生沟通、记录医嘱，出院后继续跟进用药和复查。

洪文玉说：“我没有讲太多大道理，就是让她感受到有人记得她。”

在不间断的陪伴下，老人的心态也在逐渐转变，从“我没事，不用麻烦你”到主动问“下次什么时候来”，再到把想处理的事情写在纸上等陪伴师过来。

洪文玉说，张阿姨后来跟她讲：“以前觉得身边的人都离开了，现在发现还有人关心我。”在日常小事里，她有了一点盼头。

有度

目前，老年陪伴师正从个人接单走向市场化运营，但模糊地带也随之浮现。

记者检索多个社交平台、二手交易平台发现，大量个人从业者以“代看望老人”为名发布服务信息，缺乏统一的资质审核、背景调查和保险保障。

王霞对此感受复杂：“我要求所有一线人员，无论兼职、全职，都要经过背调、急救培训和沟通培训，上岗前还要去医院做几天志愿者，我相信，真实的场景与体验，会筛掉一批人。”

然而，不是所有入局者都是这样做的。她说：“一些人觉得行业新鲜、有趣，自己就开始做了，用不专业的心态做专业的事情。如果出了问题，会影响到老年陪伴师这个行业的发展，也会影响到社会需要的满足。”

在王霞看来，行业自律首先要守好“补位”的边界：不承诺替代子女，不介入家庭内部决策，不越位做医疗判断。“守住边界，反而有利于缓和老人和子女的关系。生活琐事我们搭把手，让子女的牵挂有着落，老人的安稳也有着落。”

据了解，在制度层面，《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 基本要求》国家标准（GB/T 47801—2026）将于今年11月1日起实施，这是陪诊领域首部国家标准，明确陪诊人员可在当事人授权下协助预约、领取预约号、排队、取药、记录医嘱、提供情感支持，但不能判读检查结果、给出诊疗建议或代替患者签署医疗文书。服务边界第一次被划定。

不过，国标主要覆盖陪诊环节，尚未管到“陪伴”。上门陪伴谈心、陪同散步、协助事务代办等以情感支持为核心的“软服务”，目前还缺少专门、细化的行业细则，责任边界相对模糊。

对此，常青松认为：“当务之急，一是推动建立服务者准入与背景审查机制；二是制定标准化服务协议，明确责任边界；三是强制购买服务意外险；四是建立优秀团队和失信团队清单，加大公示和社会监督力度。”

此外，服务价位，也是老年人关注的问题。厦门市同安区汀溪镇82岁的庄爷爷，退伍后一直住在村里，但年纪大了有时想出门都难。他说：“也想过要不要请人陪我去医院，或者走一走，但一听价格，还是算了。”

对此，常青松提醒道：“亲情滋养对于老年人的生命质量，有着重要影响，付费陪伴有其无法跨越的界限，仅能起到短期、表层的情绪慰藉作用。”

那笔“带两位老人去吃汉堡”的订单，刘诺接了下来。一顿汉堡，老人尝到的不只是新鲜，还有“还能出门、有人陪着”的踏实——这大概就是老年陪伴师存在的理由：补不上亲情的缺，却能填上日常的空。

不过，付费可以买来陪诊与倾听，买不来血缘里的牵挂。相关国家标准下月起实施，“陪伴”的细则仍在路上。让这个新职业走得稳，既需要制度的“硬约束”，也需要子女心里的“软时间”——最好的陪伴，从来不是外包出去的那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