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在燃烧”“欧洲综合征爆发”“欧洲如多米诺骨牌般倒下”……连日来，全球媒体高度关注欧洲多国街头的示威和骚乱。
10月24日，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比利时等多个欧洲国家发生游行示威活动，并伴随暴力冲突，千余人被捕。这不是近期欧洲第一次爆发大规模骚乱。10月17日以来，法国等多个欧洲国家接连发生大规模抗议示威，部分城市出现打砸商铺、焚烧车辆、冲击公共机构等暴力行为。多国政府不得不采取增派警力、出动军队、限制集会等措施维护公共秩序。
从街头抗议到暴力冲突，欧洲多国社会动荡背后是能源价格上涨、住房负担加重、公共服务承压等现实问题，更折射出长期债务负担、经济增长乏力与政治治理困境相互交织的深层矛盾。
多国抗议折射共同社会焦虑
法国是本轮抗议的中心。据媒体报道，10月17日，巴黎、里昂、里尔、马赛、波尔多、斯特拉斯堡等城市爆发大规模示威。法国政府估计，全国约55万人参加，组织方则称人数达到80万。部分地区抗议演变为暴力冲突，里昂旅游局一处分支机构遭纵火和抢劫，马赛和里尔市政厅也遭破坏。17日抗议期间全国有2000多人被捕，600多名警察、宪兵和消防员受伤。24日，法国共有289场示威活动，约41万人参加，其中巴黎约11万人。为应对示威活动，法国政府当天在全国部署约7万名警察和宪兵。巴黎警察局发言人埃莱娜·德内谢尔25日说，游行队伍中约有500名滋事者试图袭击执法人员和破坏周边财物。
骚乱并非局限于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比利时等欧洲多国也爆发了示威活动。在意大利，示威者抗议生活成本上涨，反对政府增加军备开支，要求加大公共领域投入。在葡萄牙和西班牙，住房负担、租金上涨及公共服务不足成为民众走上街头的重要原因。同时，阿尔巴尼亚反政府抗议，从环境和土地开发争议逐渐扩大至教育、就业、腐败等议题。
尽管各国抗议具体诉求有所不同，但共同特点十分明显。部分和平示威因冲突升级而演变为暴力事件，诉求从单一民生议题延伸至对政府政策和治理能力的不满。
物价、住房与公共服务成直接导火索
经济民生压力持续累积是本轮欧洲抗议的重要诱因。能源价格反弹、住房成本高企以及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共同挤压着普通家庭的生活空间。
首先，能源价格上涨进一步侵蚀居民购买力。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9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8%，高于8月3.2%，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能源涨价不仅直接增加居民取暖、交通等支出，还会通过生产、运输等环节推高商品和服务成本。
其次，住房危机使劳动者生活压力进一步加重。在葡萄牙里斯本、波尔图等地，示威者要求政府改善住房可负担性，反对租金上涨及住房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住房问题由此不再只是房地产市场的供需矛盾，也关系到就业回报、代际公平和年轻人的发展预期。
再次，教育和公共服务短板进一步放大社会不满。法国本轮抗议的起因之一是学生对教师岗位不足、校舍条件欠佳等问题的不满。另外，比利时部分抗议直接指向教育改革和财政紧缩措施，反映出民众对公共资源投入不足的担忧。
欧债压力叠加治理困境
从更深层次看，当前欧洲社会动荡与部分国家沉重的公共债务、经济增长乏力及政治分歧密切相关。其中，债务问题尤为值得关注，其不仅关系到政府财政可持续性，也影响公共服务投入和社会政策实施空间。
一方面，高债务限制财政政策腾挪空间。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欧元区整体债务率为88.8%，其中法国公共债务占GDP比重为119.1%，意大利为139.9%，比利时和西班牙的债务率也分别超过110%和100%。这些数据表明，部分欧洲国家面临较大财政压力。
当经济增长乏力、财政收入增长有限，而利息支出和刚性公共支出不断增加时，政府扩大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领域投入的空间就可能受到挤压。当前让欧洲进退两难的是，若通过削减支出控制赤字，可能引发工会、公共部门从业者和低收入群体不满；若持续增加支出，则需要面对赤字扩大和债务可持续性的压力。
另一方面，经济结构性问题削弱社会承压能力。能源价格冲击、住房供需失衡、部分行业竞争力不足以及工资增长乏力等因素相互交织，使部分家庭和企业难以消化成本上涨。媒体报道指出，欧洲企业还面临需求疲弱、投入成本高企等经营压力。经济活力不足不仅影响就业与收入，也会制约政府通过经济增长改善财政状况的能力。
此外，政治碎片化与公众信任下降也在加剧治理难度。当传统政党难以有效回应物价、住房和公共服务等现实诉求时，选民对现有政策信心则会减弱，不同政治力量也更容易围绕财政分配、移民和国家认同等议题展开对立。社会经济问题由此可能进一步转化为政治分歧，而政治共识不足又会增加改革和政策调整难度。
同时，欧洲还面临俄乌冲突延宕、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和安全支出需求上升等外部压力。多重支出需求叠加国内财政危机使各国政府在安全、发展与民生之间面临更复杂的平衡。倘若政策制定与公众实际感受之间存在明显落差，民众对政府信任便会进一步受到侵蚀。
总之，街头骚乱既是现实民生矛盾的集中表达，也是欧洲部分国家长期结构性问题的一次集中暴露。高债务并非骚乱唯一原因，却可能通过压缩财政空间、增加政策取舍难度使其他社会矛盾更难化解。对欧洲而言，恢复公共秩序只是第一步，能否在维持财政可持续性的同时改善住房、教育、就业和公共服务才是缓解持续性社会动荡的根本关键。
（宁波大学中东欧经贸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 李正东）
■本报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