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深秋，闽南的日头依旧热情。

10月14日上午7时，漳浦县盘陀镇仓里村，考古队的车子在一条林间小路前停下。沿着小路往里走了好一会儿，仓里山遗址的探方出现在眼前——这是我省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旷野遗址，距今约9000年。

【文化层】

一方方土坑里，考古队员开始忙碌。这是他们今年田野工作第二阶段的第56天。

探方中央，一名队员没穿任何防晒装备，皮肤黝黑发亮。他叫熊仁寿，今年60岁，已经在考古工地干了23年。

记者凑近一瞧，发现他右手虎口上有个圆圆的厚茧。他说：“这是20多年来打洛阳铲磨出来的茧子，硬得针都扎不进去！”他的笑容很自豪，仿佛这是一枚勋章。

“洛阳铲槽里的土，色灰黑，有根须、耕种颗粒的，我们叫耕种层，是现代人类耕作翻动形成的表土堆积。如果出现陶片、炭粒、红烧土等遗物的，叫文化层，这才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古人活动留下的堆积。”他说。

眼下探方的开挖深度约30厘米，遗物、灰坑、石铺活动面、柱洞一一显露。“眼前就是大约9000年前人类的活动堆积，主要遗迹已经出现。”领队吕锦燕说，这是考古队员们历时一年多发掘的成果。

熊仁寿蹲在探方里，用手铲一寸寸削开浮土，刮出平整新鲜的地表平面。通过反复观察土质、土色、包含物的变化，考古队员据此判断遗迹的分布范围、开口层位，决定发掘的顺序。

“这叫刮面，是众多考古人焦头烂额的环节。”吕锦燕说。因为长时间蹲伏作业，十分考验膝盖、颈椎和腰椎，更考验考古队员的眼力与手上功夫。

【“身份证”】

“这一片出的碎片比较大，而且相连在一起，应该是整件器物打碎之后埋在地层里了，倒扣着埋的。”熊仁寿的声音引来队员围拢。

年轻队员陈秋菊上前，先给文物编号“2026CLSTS04E03H32:23”，再对文物碎片进行拍照，然后使用RTK设备采集出土地点三维坐标。

“编号按‘发掘年份+遗址缩写+探方编号+层位号/遗迹号+出土顺序号’规则编制，相当于文物的‘身份证’。”吕锦燕解释。

“碎片较大、相连，集中在一处，说明它们很可能出自同一件器物。这些碎片有口有底，也许能复原得比较完整。我们要试着就地修复，拿回去就不好修了。”熊仁寿一边说着，一边用竹签一点点剔去陶片边缘的细碎土块，比对碎片的弧度与胎质。

位置一对准，他便用雕刻刀和刷子清理陶片上的浮土，再把两片陶片相拼接固定住，沿接缝滴上502胶水。较大的缝隙，他撒入泥土填充，再补一道胶水。

胎质酥松的陶片，拿回去拼得重新对位置，太耗时。整体切割打包，又会破坏遗迹。在现场按其出土位置直接拼接，较为简单高效。因此，熊仁寿修得很耐心。

“收工了！吃饭去！”不知不觉，日上中天。上午10时30分过后，队员们陆续收工，将一袋袋陶片、一件件石器标本运回工作站。现场拼好的器物，则单独装箱、编号，带回工作站用石膏继续修复。

【拼陶】

“不是所有碎片都能修复，得同时找到口沿、腹部和底座的残片。”熊仁寿说。

下午2时20分，他戴上老花镜，落座修复台的转盘前。当天的任务是修复一个陶罐。

首先，要根据拼接好的残片轮廓，测算出器物的口径与底径。

“圆内任意两条弦的垂直平分线，交点必为圆心。”初中时学习的这个几何原理，是考古修复中以残复原、推演古器形制的关键。

熊仁寿先用铅笔在米格纸上描摹陶片残存的口沿弧线，在弧上标出3个点，两两连成线段。接着用圆规画出辅助弧线，找出两条线段的垂直平分线，两线相交处就是陶罐口沿的圆心。锁定圆心与半径，便能得出陶罐的完整口径，原始器型的复原就更近一步。

接着，他拿起尺子，对照底径、残存器身弧度，推定器物的器高、腹壁收分走向。“是直腹、鼓腹还是折肩，腹部从口沿到底足怎么过渡，要根据同遗址同类型陶器的形制规律、现存残片的弧度佐证。”他说。

得出数据，接下来才是上手修复的环节。

“做胎膜、调石膏、糊胎体、修壁厚，每一步都不能急。”熊仁寿像个极致的匠人，对照原生陶片的胎厚，把石膏外壁、内壁一层层刮削。“厚一点薄一点都不行，原器物是什么样，我们就修到什么样。”

外塑形、内修胎，最后用砂纸细细打磨。这套重复的刮削与补塑动作，熊仁寿一做就是一下午。修一件陶器，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几天。修复后的陶器，还需经过绘图、拍照归档，才算完成文物整理流程。

傍晚5时30分左右，晚霞初现，天空蓝里透粉，地里的活陆续收工。工作站三楼的厨房里，10个人围坐一桌，七八个家常菜配上一锅热汤。

“H32今天又拼了一件，有口有底，很有前途。”

“又是H32，秋菊好富裕，她负责的区域已经修了七八件了吧。”

“看来这块地方很可能是仓里山人活动的中心区域。”

……

吃过晚饭，大家还要写当天的探方日记，整理白天拍下的遗迹、遗物的照片以及RTK测绘数据。

这就是考古队普通的一天。离还原远古闽南先民的生活图景，更近了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