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上门做“共享儿女”，魏振羽“说了谎”。老人问他是谁，他说：“我是你女儿的朋友。”他不是骗子，大半年前，一位女士通过社交平台发来委托，请他去看望自己独居在北京的母亲，并支付300元的时薪。他们达成默契，不向老人透露这是收费服务。

“共享儿女”的走红，折射出老龄化社会中日益凸显的情感照护缺口，也把一个尖锐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当子女无法亲身陪伴，市场化的情感服务究竟是孝心的延伸，还是亲情的退场？“共享儿女”的定位需要被厘清。它不是替代子女，而是补位；子女的孝心无法外包，也不应外包，但子女力所不及之处，社会力量可以提供支持。这种补位关系一旦被混淆，会产生对从业者提出过度要求、忽视子女应当承担的责任等问题，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情感照护的需求只会日益迫切。“共享儿女”的出现，是社会自我调适的一种尝试。对待这样的新业态，既不该因其“新”而一味叫好，也不该因其“不完美”而全盘否定。以规范守护温情，让制度跑在风险前面，才能让这份临时的守护真正成为家庭结构的有益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