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琉球谢恩使程顺则在福州刊刻《中山诗文集》，此刊本今复旦大学图书馆有藏。此书后又有雍正三年（1725年）刻本及咸丰六年（1856年）程顺则之孙程德裕刻本，刊刻地均在福州。
《中山诗文集》是清代琉球人在福州所刻书籍的一种。这一类由琉球人出资、在福州请当地书坊刊刻的书籍，学界称之为“福州刻琉球本”，现存刻本数量不少，其中以程顺则和蔡大鼎所刻为多。
程顺则（1663—1734年），字宠文，号念庵、雪堂，出生于琉球久米村官宦之家，官至紫金大夫，是琉球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琉球五伟人”之一。其一生五入闽疆，四度晋京，留居福州琼水河畔的柔远驿长达十年，曾拜福州鸿儒陈元辅、竺天植等为师，同多位闽地文人士大夫交游往来，与福建结下不解之缘。
从现存资料看，程顺则在福州刻书，较早刊刻的是其师陈元辅的著作。陈元辅（1655？—1711？），字昌其，尤精《周易》，康熙年间入闽琉球学人多从其学。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程顺则第二次赴闽，居柔远驿“凡历三寒暑，时从先生游”，并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刊刻陈氏《枕山楼诗集》。该本卷首林潭序提及“程子宠文从余友昌其游……一日袖昌其诗，问序于予曰：‘此师半生心血也，兹欲寿之梨枣……’此宠文所以捐赀授梓，欲为其师传不朽也”。诗集最后为组诗《送程宠文归中山》，其九“枕山诗草委泥沙，独检焚余授枣梨”句自注曰“程子捐赀，为余刻诗”。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程顺则“赍奉入都，暂次琼河”，至三十七年（1698年）归国，其间联合五位友人共同捐资刊刻陈元辅的《枕山楼课儿诗话》，今日本公文书馆藏清雍正三年（1725年）曾历重刊本书末程顺则跋语清楚记载此事。此次赴华，程顺则在福州刊刻的书籍还包括其汉诗集《雪堂燕游草》，卷首林麟焻、陈元辅二序均题署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程顺则第四次入闽，至四十七年（1708年）返回琉球，其间在福州刻书三种。其一为航海图书《指南广义》，是程顺则有感于琉球往来中华，“渡海时上雾下潦，万里苍茫……心胆为之俱碎”，汇辑“封舟掌舵之人所遗针本及画图”而成，付梓后“藏版馆驿”，版片并未带回琉球。100多年后的道光四年（1824年），琉球贡使毛树德在福州尚见到程顺则原刻本。
其二为儒家著作《六谕衍义》。此书系明末清初范鋐所编，“词简义深，言近旨远”，以之教化民众则“教者省力，学者易晓”。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程顺则首次入闽，在其师竺天植处第一次见到《六谕衍义》就被深深吸引，不仅“翻阅再三”，而且请竺氏“授而藏焉”，此后二十五载心之念之，终于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以六十金将此书付梓并带回琉球。康熙四十七年，程顺则在福州还刊刻了其子程抟万生前诗集《焚余稿》。
康熙六十年（1721年），程顺则最后一次到访福州，除了《中山诗文集》之外，还捐资重刊长乐人林潭诗集《晚香园梅诗》，卷首王登瀛序提及“辛丑春，中山紫金大夫程君宠文，从都门回，好此六咏，捐资重梓”。
另一位在福州刻书较多的琉球人是蔡大鼎。其字汝霖，和名伊计亲云上，1823年出生于久米村，是闽人三十六姓之一蔡氏后裔，为琉球国第二尚氏王朝末期之重臣。蔡大鼎一生多次入华，或求学，或出使。他也是个人诗文集留存最多的琉球文人，是晚期琉球文坛的重要代表，其著作包括《北上杂记》《北燕游草》《漏刻楼集》《钦思堂诗文集》《续钦思堂集》《闽山游草》《续闽山游草》等。蔡大鼎“性好梨枣”，著作均刊刻于福州，内封多署“钦思堂藏版”，“钦思堂”为其书斋之名。
同治十二年（1873年），蔡大鼎还刊刻了其七世祖蔡肇功诗集《寒窗纪事》。蔡肇功（1656—1737年），字绍斋，是琉球著名造历官，一生五入中华。《寒窗纪事》主要吟咏其宦游所历山水风物，蔡大鼎称“其字句清新飘逸”，咸丰六年（1856年）即“意欲他日入闽，将其佳藻付之梓人，藏版为宝”，10多年后终于付梓，与这一年蔡大鼎在福州“所剞劂各集相为辉映”。
光绪二年（1876年），蔡大鼎最后一次入闽。此时日本正加紧吞灭琉球，蔡大鼎奉琉球国王之命，以都通事的身份随同紫巾官向德宏等人入华向清政府请求支援，但当时的清政府自顾不暇，求援无果，蔡大鼎因此在华羁延多年。其间在福州刻书二种，其一为光绪三年（1877年）所刻《续钦思堂集》。光绪五年（1879年），琉球被日本吞并，蔡大鼎等人救国心切，毅然改换清装北上，赴京请愿。至光绪九年（1883年），蔡大鼎“每于京师所见所闻及日间所作事宜”都秉笔书之，撰成《北上杂记》五卷，并于光绪十年（1884年）在福州付梓。
清代在福州刻书的琉球人还有一些。如雍正二年（1724年），同样出自久米村蔡氏的蔡文溥（字天章，1671—1745年）《四本堂诗文集》由其长子邦用刊刻于福州。同年冬，蔡文溥之父蔡应瑞（号祚庵）的《五云堂集》也在福州刊刻，主其事者亦为蔡邦用，蔡邦用请闽人王登瀛为之作序。雍正十年（1732年）《四本堂诗文集》再次刊刻，卷首有闽县叶绍芳序。乾隆二十年（1755年），蔡文溥之孙蔡功熙（字法亮）入华进贡，取道福州，携乃祖晚年定本《四本堂诗文集》请晋安刘敬与作序并在此地刊刻。
刘敬与亦曾为琉球大儒蔡温（字文若，号澹园，1682—1762年）所著《澹园全集》作序。蔡温于康熙四十七年至四十九年（1708—1710年）以存留通事的身份居柔远驿三载，跟随王登瀛学习。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春，以请封使团副使身份再次赴华，登陆后滞留福州六个月才前往北京。此次入闽，携来两年前所编《要务汇编》向王登瀛请序，其刊刻地当在福州。
《澹园全集》包括《图治要传》《簑翁片言》等十几种，有乾隆十二年（1747年）福州刻本，已佚。此外，日本鹿儿岛大学高津孝教授曾经撰文指出琉球版的《小学句解》雕版本身当出自中国，或即刊刻于福州。
随着明成化年间福建市舶司的移置，以及专门接待琉球人的柔远驿设立，福州成为明清时期中国通琉球的唯一口岸。琉球和福建的书籍往来早在明代就开始了，清乾隆年间潘相《琉球入学见闻录》著录琉球版《四书》系明万历年间建阳余明台刊《大魁四书集注》的翻刻本，当为入闽琉球人携归另刊。入清后，这种情况也不少见。如长乐人陈庚焕（号惕园）所著蒙学读物《童子摭谈》由道光十八年（1838年）出使中国的颜嘉行携归琉球，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在琉捐资翻刻。
清代福州刻书的发达，应该早已为频繁往来此地的琉球人所熟知。因此雍正二年（1724年），蔡文溥特意将其父蔡应瑞的《五云堂集》“从海外邮来，以授梓人”；蔡大鼎《漏刻楼集》成书后，其父蔡德懋在卷首序文中殷殷叮嘱“汝他日入闽，当不惜资财，付之梓人，为其藏版”。
闽地尤其是福州文人对于琉球人在福州刻书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闽地文人一方面热心为琉球人所刻之书题写序跋，现存20多种福州刻琉球本有闽人所作序跋约50篇。另一方面，闽地文人还积极鼓励琉球人刻书。如王登瀛在序中透露他读过蔡铎、曾益、程顺则等人的作品，“拍案称奇”，因此鼓励程顺则汇辑编纂《中山诗文集》并付梓；谢鼎读过蔡大鼎《钦思堂诗文集》后也“嘱其付梓以行世”。
福州刻琉球本，对于保存琉球文献尤其是琉球汉文诗集有着重要意义，促进了汉诗在琉球、日本的传播。有些诗文集如蔡肇功《寒窗纪事》目前所知仅有福州刻本，蔡大鼎的作品亦赖福州刻本留存至今。程顺则在福州刊刻《雪堂燕游草》传回琉球后，被琉球文坛视为汉诗代表，后传入萨摩藩，画家据以创作《雪堂燕游图》，成为萨摩藩主的案头珍赏。刊刻儒学经典《六谕衍义》，被作为琉球儒学教育机构明伦堂的教科书使用，以后又随着程顺则“上江户”传入萨摩藩，推动了琉球、日本儒学的发展。
（作者单位：福建江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