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山偏远幽静,道狭草木长,等山里的四季都悄悄完成轮回时,我来到九侯山。
九侯山中有九侯禅寺,始建于唐咸亨年间,怎么算也都有上千年了。九侯禅寺俗称九侯岩,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碑记、镌刻《九侯岩指南传》碑记云:“诏邑之北有乌山九侯岩胜境,远观形势若五星聚讲,九曜联辉;近历古迹则层峦叠翠,岩石崔嵬,诚天然大观……”该处藏风聚气,日出有曜,山浪峰涛,自然天成,地理位置极好。
九侯山别有洞天,山雄、水秀、树奇、洞幽,好景天造,奇岩怪石皆各具神韵,山中的九侯禅寺也让这座山更添几分吸引力。登上山坡,前有巨石耸立,天然大石构成一副门的框架,这就是山门了,上刻“天开”二字。未过这扇意象中的“空门”之时,门中仿佛有一幅流动的画,春与秋,晨与昏,云蒸霞蔚,星辰明灭,皆成一景。走过门之后,豁然开阔,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天开”二字,是明万历七年(1579年)云南参政使罗汝芳题署,知县邓于藩刻石。罗汝芳是有“来头”的人,他是明中后期著名学者,还是戏剧大师汤显祖的恩师。但云南离九侯山千里迢迢,罗汝芳怎么会在这里留下墨宝呢?原来,当时诏安上湖进士胡文,曾任云南按察司副使,也许是在某个场合,他们一见如故。胡文聊起家乡的山清水秀,特别是九侯山值得一游,罗汝芳应邀欣然而来,并大有感触,挥毫一书。这种邀请和赴约不比现在,那时出一趟远门不易,远方而来的墨宝尤为珍贵。当时的诏安知县邓于藩遂赶紧命人将其勒石其上。一块题字的背后,汇集了诸多故事和机缘。
当然,罗汝芳的题字不是最早的,最早的题刻是“九侯名山”四个壁窠大字,由元代高僧无碍题刻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距今已有七百多年了。当时无碍大师已被钦定为潮州开元寺的方丈。就职前,他游学访道,到了九侯山后竟停下来,不走了,也跟这方山水结缘,后来成为九侯禅寺的住持。
在被九侯山吸引的文人墨客中,最著名的当数南宋大儒朱熹和明末理学家黄道周。经过历代修缮,如今的九侯禅寺西侧厢房门楣上仍挂有朱熹款署晦翁的“西斋”匾额,前殿迎门横梁上悬挂的则是黄道周题匾“洗心之藏”。
朱熹知漳只有短短的一年,就是在这一年,他被九侯山钟灵毓秀、山水相环、树木葱茏的景致所吸引。但为什么会写下“西斋”呢?“西斋”意指文人的书房。或许是当时住持请朱熹题字,于是他大笔一挥写就。传说中这题字还不是用毛笔写的,是朱熹用茅草随手扎笔,蘸墨而成。墨宝珍贵,以平石作匾,以便流传。因为是大儒写下的匾额,且蕴意深远,所以远近学子都争先前来拜祀,以期求得金榜题名。
到了明代末年,黄道周也来到九侯山,提笔写下了“洗心之藏”四个大字。传说中,黄道周用的那支笔恰是朱熹的那支“茅笔”,后来这支笔还被黄道周作为镇邪之宝,抛进汹涌的江中换得风平浪静。其实,朱文公与黄道周相距有400多年,一支“茅笔”怎么可能留存那么久呢?实物证据早已湮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仅仅留下这个传说在九侯山的云雾中若隐若现。传说总是要比真实的历史生动有趣得多,所以人们都愿意相信,都愿意来这里“洗心”。
禅寺左边有一“松涧泉”。一座全是石头的山未免过于硬朗,这些泉水和九侯山的云雾一样,缓和与修饰了山峰生硬的线条。泉水源于后山原本郁郁葱葱的松柏林,甘甜爽口,长流不息。撩拨了些泉水,拂面洗手,清凉无比,“涤尽烦襟”。
从云梯循级而上,就到了福胜岩。云梯在“云根”旁,四十五级石阶。明万历庚子(1600年)季冬,几位读书人相约来九侯山一游,也许是来瞻仰朱文公的“西斋”和他的“茅笔”,到了这里,只见云雾缭绕,团团相裹,仿佛这里是云的家,云雾从这里生根发芽,氤氲渐浓,层层叠叠。于是大家商议命名“云根”,再恰当不过了。福胜岩因宋末遗臣沈子真义不仕元,举家居此而声名大噪。
九侯山中最著名的,还有一个以石为顶、室内可容数十人的天然山洞,叫“五儒书室”。南宋中期时,金陵赵嘉客、洛阳周直言、临澄伍仲求等五人,陆续隐于九侯山这个山洞里讲学,后人因此将其称为“五儒书室”。
九侯山历来适合隐居,因而人文荟萃、文风鼎盛。黄昏来临,云雾散去,鸟儿归巢,樵夫回家,万籁俱寂,但余九侯禅寺香烟袅袅。想到唐时的雨露、宋朝的冰霜、明代的风雪、清朝的云霭,遗编断简不停地飘过历史的天空,任它物换星移几度秋,九侯山自岿然不动。
这样的深山,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