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源于生活，或者小说就是生活。这两句看似废话的话，实则包含了小说与生活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生活”无限广阔，无所不包，无处不在，生活是无边的万象，也是一张纵横交织的网。那么，在“生活”面前，小说是什么呢？是一架照相机、一台摄影机的取景框，取景框的周边有限，但它移动自如，照向生活的角角落落，取景框是对无边生活的有限筛选；重要的是，取景框后有一双敏于看见、善于发现而又多情、智慧、怜悯的眼睛。眼睛的看是一种呈现，也是一种审美；是一种物见，也是一种神见。用佛家的一个比喻来说：“用肉眼看世界，只见名利；用天眼看世界，只见轮回；用法眼看世界，只见因果；用慧眼看世界，只见幻象；用佛眼看世界，充满慈悲。”不同层次的眼睛看到不同层次的世界，眼睛里藏着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视野和视角、不同的想象力和洞察力。当然，眼睛后面站着不同的写作者。

所以，取景框内被描述的生活因被不同眼睛的审视，便构成了千变万化、千姿百态的小说。小说可以理解为被看见和被审视的生活。由此我们发现，小说与生活之间拉开了距离。这个距离因语言文字的书写而存在，比如一部小说用汉语言写出后，用Word文档存储在电脑里或者被印刷成书籍搁在书架上，那么小说与生活的距离既是Word文档或书籍与生活的物理距离，也是这部小说被阅读时与生活之间发生的精神距离。小说在成为小说的那一刻，变成了一个独立的生活小宇宙，变成了一个独立的想象性世界。每一部小说都是各自的宇宙和世界。

小说与生活拉开了距离，这种距离来自“取景框”与“眼睛”的合作，如果要问这两者之间的距离有多远，我们只能模糊地说，在小说与生活之间隔着一条叫艺术的河流，二者之间的距离即是生活到艺术的距离。那么，另外两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接踵而至：

一是小说与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谁模仿了谁？柏拉图说，艺术是对生活的模仿。王尔德提出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说，生活模仿艺术，并强调，生活是艺术最好的、唯一的学生。尼采提出“中间派”的观点，认为艺术是生活的对象，艺术能够超脱生活本身的活动。何为“对象”？就是彼此模仿，互相影响。我更倾向尼采的观点，小说与生活是彼此镜像、互相学习，然后彼此成就。无论柏拉图将艺术世界置于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之下，还是唯美主义的王尔德“艺术至上”将小说视作重新创造和发明生活的导师，这些非此即彼的观点都不足以说明小说与生活之间那种异常复杂和微妙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如卡夫卡所说，艺术是一面镜子，它有时像一个走得快的钟，走在生活的前面。卡夫卡的意思还有一层，艺术有时也与生活并肩而行，或者走在生活后面。

二是小说与生活之间的高低问题——谁高谁低？小说来源于生活，但高于生活。这是一句很多文学场合时常飘进我们耳朵的一句老话。当然，这是小说写作的真理之一，说小说高于生活，或许是说小说在对局部生活的专注和提炼之后，小说在智识和道德上高于生活。托尔斯泰、鲁迅、契诃夫、卡夫卡、卡尔维诺等人兼具了思想家和诗人的特质，他们的作品不仅高于生活，而且高出生活许多，以至于溢出了小说范畴，成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坚定地强调小说一定要高于生活的话，那就外行了。有很多伟大的作品是与生活平起平坐甚至低于生活的，比如福楼拜《包法利夫人》、海明威《老人与海》、卡佛的系列短篇、沈从文《丈夫》等，小说家们用摄像机般的写实手法如实记录下生活，小说似乎就自然生成了，小说在这里几乎只剩“取景框”，而“眼睛”消失了，这些与生活平等甚至低于生活的小说依然拥有了艺术的征服力。究其原因，或许小说与生活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艺术的诞生在于审视生活的视角，俯瞰生活会产生艺术，如果平视生活或者仰望生活，艺术同样也会诞生。当一个作家被生活的博大和复杂所折服，他唯一所剩下的就是审视生活的视角了——俯瞰、平视抑或仰望。谁说视角不是一种艺术诞生的逻辑呢。

既然小说是被看见和被审视的生活，那么我们有了生活为什么还需要小说呢？

哲学家德里达说过一句很有影响的话：无可言说之时，书写便诞生了。这句话是德里达为反驳逻各斯口头语言中心主义时所说的，他认为书写比言说重要，文字比语言重要，所谓言有尽而书写无穷。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福瑟将这句话具体化，改为：生活里最重要的东西是无法言说的，只能被写出。福瑟这句话为我们为什么在生活之外还需要文学列出了最充分的理由。福瑟这句话有三个关键点不能被忽视：“重要的东西”“无法言说”“只能被写出”。言说，是一种即时性的语言，稳定性欠缺，会随风飘散，即使重要的东西被言说了，也会不够充分，飘忽不定；而被写出，则是一种谨慎而丰富的书面语言的叙事，它是长久性的，有字斟句酌的准确，可反复阅读和品味，那些“最重要的东西”值得或只能“被写出”。此种情形，可以视作小说价值的体现。小说是打在日常生活上面的一束光，一束称为艺术的光，它让生活亮起来。写出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并且值得长久地反复地品味，此刻我们可以说，小说的艺术性便生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