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4月，当时的教育部在福建沿海地区设立国立海疆学校，以培植收复海疆、建设台湾之中下级干部人才。海疆学校的设立，以体制化管理和专业化培训，开拓了台湾光复初期闽台教育互动交流的新局。

海疆学校的设立

海疆学校因应接收台湾所急需的具有深厚中华文化素养、具备现代专业技术能力的人才大量欠缺而设立。学校第二任校长梁龙光在《海疆学报》创刊号发表文章《海疆教育建设方针》指出：“盖自开罗会议，盟邦确定以台湾归属中国后，基于该地制度环境之特殊，及其与祖国隔绝之久，自不能不有特殊机构以训练人才，以为未来适应环境布政施教之干部。因此当时教育部计划，是校设置三年制专修科与短期训练班两部。”言明海疆学校建立并非一时兴起，而是中国政府为战后接收台湾、做好人才储备工作所作的重要战略部署。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华盛顿、伦敦三地同时发表《开罗宣言》，“剥夺日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太平洋上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将日本强占的中国领土东北地区、台湾和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为保证日本投降后接收工作的顺利进行，1944年3月，中国政府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由曾任福建省政府主席的陈仪出任主任委员，负责准备接收台湾的各项工作。

接收台湾所急需的具有深厚中华文化素养、具备现代专业技术能力的人才大量欠缺，成为光复台湾的一大严峻问题。明永历十九年（1665年），郑成功长子郑经的辅政重臣陈永华建议，治理台湾首要任务之一是“开辟业已就绪，屯垦略有成法，当速建圣庙，立学校”。翌年即在台南承天府建成台湾第一座孔庙和明伦堂，礼聘一批大陆文人赴台任教，按制开科取士。清代福建文人渡台任教者增多，据台湾省教育史志记载，清代台湾府儒学历任教授50人，全部由福建的举人、进士和廪贡生员担任；历任训导35人，也全是福建人。然而1895—1945年日据时期，由于日本殖民教育，一度繁盛的闽台教育交流被迫中断。

陈仪在担任中央训练团教育长期间，亲自主持台湾复员干训班，1944年12月25日，训练班开始上课，至1945年4月20日结训，共招收学员120人，其中工商交通、农林渔牧、教育及司法等四组共有学员64人，但这么一点人对于整个接收工作来说显然杯水车薪。

创校近6年时间里，海疆学校曾三迁校舍：仙游、南安、泉州；四易校长：张兆焕、梁龙光、螘硕、彭传珍。海疆学校五次招生，分设考区于福建仙游、泉州、永安、漳州、南安、龙溪、福州、永春，以及上海、广东、辽宁等地。由于教育部承担学校一切经费开支，而且“学生待遇优厚，不收伙食费、学费，又补贴衣服费，以和他校竞争吸引学生”，在这样优越条件和充分保障下，学校招收和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成为光复初期台湾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建设的重要生力军。

梁龙光的教育实践

梁龙光1945年2月就任校长，1947年暑期调任福建省教育厅长，短短两年半时间，他为海疆学校的教育实践和理论探索奠定了坚实基础。

梁龙光对台湾深有研究。他在《台湾建设之前瞻》一文中指出闽台两地各有优势，可以互利互补，如台湾的糖可以与闽糖统一，“蔚为伟大之糖产工业”；台湾与福建均属工业地带，台湾的煤与福建的水电，可以供动力的需要，减低工业成本与负担，繁荣滨海经济之建设；台湾福建之间的港口与海峡，实为船舶停泊与航行良好之汇集地带，造船业可以在福建，深洋港口与航行可以在台湾，联手打造“未来新中国最大之造船区及海运根据地”。

基于此，学校于1945年后对学制、课程和专业设置等均作出调整。首先，学科设置立足实践性，根据“布政施教”需要，分设行政科、师范科两个三年制专修科，以及民政组2班、教育组1班、文史组1班等短期训练班（当年7月，改行政科为法商科，并原教育组学生于师范科，易三年制为二年制），并设置不少促进自我学习与训练的课外指导，以期“培养学生能于自觉自立中，先期造就服务与生活精神，庶未来无辱使命”。其次，招生范围具有针对性，考虑台湾地域文化的特点，需要大量既会闽南话又会普通话的专门人才，招生主要以闽籍为主，粤籍次之。再次，行政管理注重应用性，除日常上课外，还“将管理工作，分为严格管制与个别辅导两部分。前者包括升旗、早操、宿舍、清洁，后者包括服务、自修、思想与自治诸项，由训导处或校聘导师，经常指导，期达自发自治之目的”。

围绕培养重建台湾急需人才的首要任务，海疆学校从体制建设到组织管理，全方位体现出“教授应用科学、培养职业技能人才”的培养目标。显然，海疆学校的设立，是现代教育理念的鲜明体现，不仅在于以科学化、系统化方式加强现代人才培养，更在于以体制化管理和专业化培训，转变过去零散式的“人才输送”为现代可持续性的“人才培育”，开拓了两岸现代教育互动交流的新局。

在这样的理念下，学校培养了多批优秀人才，从1944年至1948年，共招收二年制学生399人，五年制学生396人，合计795人。其中修完课程、取得毕业文凭的，二年制有323人，大多数被派往台湾从事教育、政法、商业、民政等工作，如台北的台湾省政府会计处、台湾省地政局、台湾农业试验所、台湾人寿保险公司、台湾省立第二女中、台北师范、省立台南师范、基隆通运公司等。

更多的教育交流

抗日战争胜利后，恢复教育交流、复兴中华人文大业，是收复重建台湾的迫切要务之一。日据时期实施皇民化教育，台湾各级学校教师大多由日本人担任。1944年5月10日及15日，陈仪两次致函教育部指出，日籍教师须于战后遣返，各项教育人员的训练非常重要。曾任台湾教育处长的范寿康也指出，台湾全省中学尚需教师1000人，小学则需5000人至1万人。1944年7月10日，教育部在复函时指出，为配合台湾收复前教育方面应有之准备工作，计划于国立海疆学校设科培植“师资之师资及中等学校行政人员”。

相当多的海疆学校毕业生走向台湾各地学校，如台湾省立第二女中、台北师范，台中的省立台中一中、二中和市立中学，台南的省立台南师范、省立台南一中、市立东石女子职业学校，基隆的省立基隆中学，高雄的省立高雄一中、二中和市立中学、市立二中，嘉义的省立嘉义中学、省立嘉义工业学校、市立工业学校，花莲的省立工业职校、玉里中学、凤林中学、花莲女中、花莲中学，屏东的省立屏东中学、省立屏东农校、屏东一中等，大大推动了光复初期闽台教育交流。

台湾还设法向福建等地招聘教师。1946年2月，台湾行政长官陈仪致电厦门市长黄天爵：“本省接管伊始，国民学校国语教师需要迫切。兹拟在闽南招选240名，以师范毕业，年龄在26岁以上，能操国语及闽南语者为限，每人发给旅费3万元，录用后薪津以委任9级起支，学验特优者，得以荐任待遇。请就近代为招选，并电复为荷。”厦门市高度重视，共选派第一批28名、第二批65名赴台，第三批登记合格者已达百名，“因乏便轮赴台，且旅费亦未汇到”，改为自行赴台。

台湾教育部门也为应聘赴台的教师举办培训班，开设《台湾教育概况》《国语推行概论》《国语教学法》《国音练习》《国语发音学》《国语与闽南语之比较》等课程，培训结束后，分派至台湾各地学校服务。晋江乡村师范学校毕业生作为推广普通话先批骨干赴台，施行短期训练后，一部分分发至各中小学担任普通话教师，另一部分选拔能力较强者，以3人至5人为一组，分发各地创设普通话推行所。

闽台同根同源，风俗相近，语言相通，因此，光复初期赴台的教师中一半以上出自福建。据1947年3月出版的《台湾省统计要览》，当时在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人事室登记的公立中小学校教职员，籍贯为外省的有2097人，其中福建省籍1168人为最多，其次为广东、浙江及江苏省。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