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与“担”是中国传统农业时代非常重要的经济单位。一般用“石”表示容量，用“担”表示重量，二者是由中国古代的“石”发展而来的，但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了交叉和误会，这一点在清至民国时期福建的土地契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秦汉时期，“石”既是量制（容积单位），又是衡制（重量单位）。作为量制，通常写作“硕”，其换算关系是：1石（硕）=1斛=10斗=100升（按：宋代开始，斛制发生了变化，1斛=5斗，1石=2斛）。如《汉书·食货志》引李悝语：“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五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

作为衡制，通常写作“（禾+石）”，其换算关系是：1（禾+石）=4钧=120斤。如《汉书·律历志》：“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说文解字》也说：“（禾+石），百二十斤也。稻一（禾+石）为粟二十升，禾黍一（禾+石）为粟十六升大半升。从禾，石声。”

“石”还是秦汉俸禄级别单位。《后汉书·百官志》记载，两汉官秩约分为二十级，按月领取俸谷，如位列三公的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官阶“万石”，其月俸仅为350斛，一年也没有达到万石之多，与其字面之义并不相符。

由于“硕”与“（禾+石）”都可能简写为“石”，因此区分二者，主要看与其搭配使用的单位，以及该物品是否可以用斛斗量。在实际生活中，容量之“石”比重量之“石”用得更多、更方便。古代有个常用的词汇，称“儋石之储”，即来自容量的用法，如《汉书·扬雄传》：“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晋《傅子》曾描述汉魏衰乱之际的名士管宁：“每所居，姻亲、知旧、邻里有困穷者，家储虽不盈儋石，必分以赡救之。”

这个“儋”，通“甔”，原指石罂。一说一儋受一石，故称儋石，用以计量谷物；一说一石为石，二石为儋，谓一人所担。但无论如何，儋与石都是容量单位。

但到唐宋之际，受到“儋石”一词的影响，民间开始将容量单位的“石”读作dàn。如《后汉书·宣秉传》：“其孤弱者，分与田地，自无担石之储。”唐李贤为之注曰：“齐人名小甖为担，今江淮人谓一石为一担。担，音丁滥反。”《资治通鉴》卷一一三：“刘毅家无檐石之储。”宋元之际的胡一省为之注曰：“檐，与儋同，都滥反……余据今江淮人谓一石为一担。言一儋，一石也。”

因为“儋”，通常写作“擔”，然后讹为“檐”，其在读音上仍能体现为dàn。后来，就把“儋”的字音嫁接到“石”的头上，明末黄生《字诂》曾指出这种读法的错误和可笑之处：《说文》：“百二十斤为（禾+石）”。后人省作“石”，汉以“石”为俸禄之等，故有“二千石”之称。今俗用此为“儋”（都滥切，俗作“担”，亦非）字，至呼二千石亦如此音，此最鄙谬。按，《汉书·蒯通传》“守儋石之禄”，又《扬雄传》“家无儋石之储”，试从俗之呼，可以一笑。

黄生之意，如果将石读作dàn，则古代的“儋石之储”不就成了“dàn dàn之储”了吗？但民间的这种用法一直存在，即将容量单位中的“石”读作dàn。约到1930年前后，字典将“石”的发音作了区分，以shí为重量单位，以dàn为容量单位。在福建，则用“担”“石”加以区别使用。大致说来，用“担”表示重量单位，用“石”表示容量单位，1石的容量大小不一，如果用重量来衡量的话，闽南的石比较小，在50多斤，福州的石一般在50~75斤之间；而1担一般是100斤，1石的重量要小于1担。

福州地区的“石”，如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闽清县陈有鼎典田契载：“共受种二石七斗五升，年载租谷五十五石一斗零，每石合平称六十六斤、七十二不等算。”在闽南永春，1石有53斤的，有57斤或59斤的，要看各个家族的具体情况。

由于福建的“石”容量比较小，因此要注意一些文献记载的理解，如清道光时，林则徐在谈到福州的水稻生产：“闽中早晩二禾，亩可逾十石，其地多山，不能腴于江南也。”不能以为清代福建双季稻的“亩可逾十石”，即认为其亩产量超越了江南地区。其实折合成重量，每亩也就六七百斤。而江南的“石”则可能达百斤之多。

但是，在一些契约文书中出现了一些变异情况，“担”也表示容量单位，说明在清代福建民间，“石”字开始读dàn。如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延平大禄村的游德钰等立卖断骨田契载，其田骨卖断之后，得价六千，借耕后每年向钱主纳利苗仔谷利一担，“每担84斤”，这个“担”应是“石”字的讹误。又如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闽北张文吉立卖契中说，“承祖遗下置有民田二段……年供纳大苗谷三担二斗庄，又纳小苗谷八斗正”，即把“担”与“斗”套用，是为“石”的误用。

总之，作为重量的“石”在明清以来的福建民间几乎消失了，而作为容量的“石”却大行其道。在福建契约中出现的“石”与“担”，都应该是来自容量“儋石”的影响，而在字音上可能都读作dàn。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