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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要从三个维度侧重发力

□殷俊 甘田

习近平总书记4月23日视察重庆时指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超大城市是我国城镇体系中的“头部”城市,是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超大城市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需要从“精度”“数度”和“温度”三个维度侧重发力。

完善城市治理的“精度”。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城市的治理效能。超大城市面临着人口基数庞大、治理群体差异化突出、治理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治理难度大,治理成本高,有效治理和精准治理更为迫切。

提升超大城市的城市的治理“精度”,一方面要提升超大城市的精准定位,差异化培育提升不同类型城市发展新动能。精细化管理的目标定位需要体现区域间对管理和服务需求的差异特征,根据不同区域自身的条件和结构差异进行,通过明确城市定位和产业优势,打造差异化的超大城市发展模式,提高与周边城市交通能级,盘活人口资源和产业资源,让人口和经济双向流动和沟通,增强超大城市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从而强化区域性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功能。另一方面,要不断完善针对治理客体的差异化服务水平,精准把握不同群体实际需求,建立明确的、差异化的目标设定。针对本区域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尤其是对于中低收入阶层以及流动人口的实际需求及其变化,需要在及时跟踪和反馈了解的基础上,做出有效的服务供给和政策回应。另外,要着力优化社会治理资源的配置方式,构筑超大城市社会治理资源的社会化配置新体系。不仅要通过管理过程中的流程优化和技术创新,提高管理绩效和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同时也需要积极探索建立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新机制和新模式。合理配置城市资源,落实城市服务、产业、生态等不同领域的全场景管理,通过稳步扩大基本社会服务、促进社会合作治理制度的有效供给,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普惠化、均等化,推动非基本公共服务个性化、高端化,增强基层公共事务的社会自我治理能力,提升城市居民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指数。

提升城市治理的“数度”。城市建设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是重塑城市结构与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推动城市管理手段、管理模式、管理理念创新,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可依靠技术进步与精细化治理手段的相互融通和配合,推动城市治理范式转向智能化、精准化、人性化、科学化,从而实现“中国之治”。

首先,要优化技术手段,打通城市数据来源、数据处理、数据统计原有相互孤立的局面,使城市单元数据能够实现充分的信息交流,全面开发超大城市的智能感知功能。主要通过建设智能联动的感知终端、互联互通的感知网络、分层协同的感知平台、统一汇聚的感知大脑、纵深防护的感知安全,以及持续运营的感知中心,以支撑城市治理动态精准感知和快速反应。

其次,要以技术为驱动力,构建城市运行和治理智能中枢,建立健全“大综合一体化”城市综合治理体制机制,实现超大城市的智慧管理。通过技术与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层面的深度融合,激发城市的智能感知,使信息技术成为城市创新的策源地。给予城市决策者(数字大脑)科学决策的信息支撑和对政策博弈结果的前置预测,以实现智慧管理。

再次,提升城市信息共享的交互水平,积极培育城市群,实现城市之间的充分信息数据交流,实现超大城市的智能服务。发展壮大一批以超大城市为中心的省域副中心城市,促进城市间基础设施联通、公共服务共享,增强城市间的协同思维,提升都市圈的辐射能力,加快实现和周边大城市的轨道、地铁、高速等硬连通,市场、服务等软连通,拓宽城市承载范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实现城市间发展的“区域一体化”。

保存城市治理的“温度”。城市建设不仅需要高度,更需要温度,这就需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治理共同体理念,构建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体。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城市更新行动、加强无障碍环境和适老化设施建设的意见,就是遵循以人为本、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的有力措施。超大城市面对庞大的治理群体和复杂的治理需求,要建构以“人民算法”为核心的治理体系和有温度的城市治理模式。

首先要处理好发展、服务与人的关系。治理行动要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要体现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重庆时强调,老旧小区改造既要保留历史记忆和特色风貌,又要解决居民关切的实际问题。指出了超大城市治理目标的实质,即用更小的成本获得更符合人民需要的收益。这也意味着需要政府各级部门相互协同,思考如何主动回应居民诉求,通过数据流建立有效联系,实现城市治理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将人与城市绿色发展新形态落到实处。

其次,城市治理需要充分发挥市场主导功能,激发公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鼓励多元主体参与,弥补政府职能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管理漏洞和服务缺乏,改善城市治理中不细致、不到位的状况,进而为推动城市治理创新提供动力和源泉。通过建立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的双向良性互动关系,实现治理的多样性和“恒温性”。

(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宁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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