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长民在今天因林徽因父亲的身份广为人知,在民国时代声名远过其女,是举国瞩目的政治人物。他在1909年从日本留学归国后突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似乎是暴得大名。其实他早在留日期间已是风云人物,只是今人对此知之甚少。
现存最权威的林长民传记是梁敬錞的《林长民先生传》。梁氏是著名历史学家,曾担任林长民的秘书,为写《林传》专门采访了林长民的亲友故旧。纵使如此,《林传》对林氏留日事迹的记载仍语焉不详,并有若干舛误。本文结合新发现的史料,对林氏留日事迹做一梳理。
林长民是何时负笈东洋的?《林传》的说法是1906年,大多关于林氏的文字也袭用此说。但是,《林传》“注释六”提供了一条与此矛盾的信息:“据早稻田大学致陈登皞先生函,林在该校高等预科三学年,成绩均乙等;大学部政经科第一学年乙等,第二学年甲等,第三学年乙等。”可见林氏在早稻田大学前后求学六年。已知他在1909年毕业回国,那么他开始留日的年份至晚在1903年。
事实上,与林家有世交的陈与龄在其《林长民及其从兄弟》一文中,已经指出林长民赴日是在1902年。查阅1902年出版的《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林长民的名字已然在列:“林长民,籍贯:福建闽县;着京年月:光绪二十八年八月;费别:自费;学校:正则英语学校。”
“着京”即“抵达东京”的日语说法。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即相当于1902年公历9月。与陈与龄的记载适相印证。正则英语学校是许多留日学生来到日本的“滩头阵地”,先在这里补习语言、理化等科目后再考取其他学校。陈独秀、章士钊、杨端六等都曾就读此校。在该会馆的《第三次报告》(1903年农历二月)中,林长民的“学校”一栏已变为“预备入校”。按时间推算,这个预备进入的学校就是早稻田大学的高等预科。
林长民热心公益,敢于任事,至晚在1903年初就加入了清国留学生会馆担任书记干事。同时,在该会馆担任职员的名人还有庶务干事钮永建,招待干事蹇念益、邹容,评议员林白水、曹汝霖、章宗祥等。也正是在此时,他因福建展品事件声名鹊起。
在1903年2月,日本大阪举办了劝业博览会,中国留学生秦毓鎏等在观展时发现,日方将福建的展品放在台湾馆展出,无疑是将福建视为日本的殖民地。秦毓鎏等向日方提出质问,但因不善日语,沟通不得要领,于是致电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会馆,请速派善日语者来。东京方面遂派出林长民、刘崇杰、林棨三位福州籍留学生赴大阪交涉,随行者还有江南出品委员、福州人李宣龚。
林长民到大阪后得知,福建参展品出发太迟,原本放置国外展品的参考馆已无空地,当时负责台湾参展事宜的参事石塚正在福建,他向福建官员提出可将福建展品放在台湾馆,昏聩的官员竟然答应。得知原委后,林长民等直接与日方交涉,要求将福建展品移出台湾馆,在参考馆的四川陈列所展出。日方负责人本已答应,后来中途变卦要求先征得台湾总督同意。此时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刚到神户,林长民等请刚到大阪的福建出品委员冯祥光面见儿玉交涉此事。儿玉知道此事已引起在日华人的公愤,只得答应福建展品移出台湾馆,林长民等的抗争最终获得胜利。
此事经过旅日华人刊物的详细报道,轰动留学界。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记载此事时,隐去秦毓鎏等人的事迹,突出林长民的作用,可见对林的欣赏。梁曾称他和林是“二十年来的朋友”,由此推测,两人结识即在此事前后。林长民成为立宪派,跟这段因缘应不无关系。
也是在这一年的4月29日,沙俄提出延迟从我国东北撤军的七项要求传到日本,留学生群情激愤,在东京锦辉馆召开大会,有五百多人参加,通过了组织拒俄义勇队的决议。林长民在大会上演说,“慷慨激昂,鼓掌如雷”。次日,林氏就加入义勇队总部工作。
5月2日,义勇队改称学生军。6日,学生军开始训练。7日,日本警察请林长民、王嘉榘到神田区警察署谈话,要求解散学生军。可见林长民是当时学生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8日,学生军本部召开会议,林长民提出为避免当局干涉,学生军改为军事讲习会,受到多数赞同。11日,学生军召开大会,决议改称“军国民教育会”。因为清政府的压制,留日学生拒俄运动逐渐冷却,但林长民的沟通、组织、演说能力得以展现在旅日华人面前;其相对温和、灵活的政治态度也初见端倪。不过,此时他并未与激进派分道扬镳。
1905年冬,日本文部省颁布《关于使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即通常所说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限制中国留学生的活动自由。所有留学生都反对这一文件,但对于如何应对存在分歧。一部分激进学生成立“各校联合会”,要求日本政府废除全部规则,否则以退学回国抗议之。温和派学生则主张部分修改该文件,主要是第九、第十条,且反对以退学回国为抗议手段。
12月24日,温和派学生成立了反对弃学回国的“维持留学界同志会”,林长民被选为调查员,并捐献会费五十元,为同人之冠。“联合会”和“维持会”的对立,也初步划出了革命、立宪两派学生的分野。这意味着林长民的改良主义政治倾向已经明朗化。
他虽反对激进的政治行为,但爱国热情并不逊色。1907年6月,闽县人陈天听从日本回国途中,为唤醒国人的危机意识投海而死。不久之后,在东京华人召开追悼会。林长民反对这种一死了之的做法,作挽联曰:“无所效而逃,名曰逋户;忍自戕其命,罪浮杀人。”朋友们都认为他“持论过激”。林长民慨然答道:“今日国势危殆若此,全赖有识之士相与勠力,庶足以图挽救,若人人皆以死了责,徒窃爱国之名,而不举救国之实,前途尚可问乎?吾宁得罪死者,不愿使生者群相效尤,至贻无形之大患。”
1906年,林长民预科毕业,曾短暂归国,同年即回到早稻田,入读大学部政治经济科。早稻田大学为日本明治维新重臣大隈重信手创,初名东京专门学校,1902年升格为大学。政治经济科是该校成立之初就开设的专业之一,师资极为雄厚,有法学家有贺长雄、山田三良,历史学家浮田和民、村松贞臣,政治学家高田早苗,文学家青柳笃恒等。
为方便留学生学习,校方组织日语水平较高的留学生将讲义翻译成中文,林长民参与了这一工作,负责翻译了山田三良的《法学通论》、村松贞臣的《日本维新史》两本讲义,以及浮田和民的演说《公德与私德之辨》。
早稻田大学的法学和政治经济科的学生多是权贵子弟,许多人毕业后将涉足政坛,早在东京专门学校时代,校方即举办“拟国会”活动,并将这一活动列为政治经济科学生的必修课,名为“国会演习”。在这一活动中,教员扮演内阁阁员,学生则扮演议员,分组政党,讨论国家大政,诸如“矿业法案”“日英同盟建议案”,与真实国会如出一辙,让这些未来的政坛精英提前熟悉议会政治的运作方式。当时的中国正在预备立宪,懂得议会政治的人才凤毛麟角,无怪乎林氏回国之初即被各省大吏争相延揽了。
早稻田大学学生社团活动极为丰富,时人评论说:“任何人经过学生专用校门,随时都会看到数十张张贴的传单:如某某同乡会、某某同学会、某州联谊会……据说,如果真要参加的话,要么每天忙于开会,要么就被迫缴会费。”林长民喜爱交游的个性在这里如鱼得水,被推为福建同乡会会长,交游愈发广阔。刘以芬回忆道:“林文采俊美,工书,偶作简札,咸古雅可颂。日、英语均谙熟,喜交游,人亦乐与之接,与梁任公(启超)、杨皙子(度)、黄克强(兴)、宋渔父(教人)诸人皆友善。”
1905年之后,刘崇佑、汤化龙等相继赴日留学,成为林长民生活上的挚友和政治上的战友。1906年,梁启超创立立宪团体政闻社,汤化龙、刘崇佑等均名列其中。虽然没有资料表明林长民也加入该社,但他的政治立场属于立宪派是没有疑问的。当时的日本,革命派与立宪派论战正酣,看似势不两立,而林长民看到了两派合作的前景,与黄兴、宋教仁等一直维持着良好私交。有人对此提出疑问。他回答说:“凡政治家首贵气度恢弘,黄、宋皆当世美材,岂可以政治主张不同,遂并私交而废之?且现今国中局势瞬息万变,安保两派无殊途同归之一日。则维系私交,预留他日彼此沟通折冲之地步,未始非切要之图。”
他回到福州后,与同盟会员林斯琛、郑祖荫等保持良好关系,并合办《建言报》。福建辛亥革命十分顺利,得益于革命、立宪两派的密切合作。这与林长民团结革命派的方针分不开。
综观林长民的人生,其“政治资本”在留日期间已经基本奠定。预备立宪中,是刘崇佑请他出任福建谘议局书记长,开启他的政治生涯;辛亥革命后,是梁启超、汤化龙和他携手组织进步党(后演变为“研究系”)让他成为众议院秘书长。
难能可贵的是,他留日而不媚日,在巴黎和会中国利益被出卖的关键时刻,投身五四运动,至今仍是一段佳话。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