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长民在今天因林徽因父亲的身份广为人知，在民国时代声名远过其女，是举国瞩目的政治人物。他在1909年从日本留学归国后突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似乎是暴得大名。其实他早在留日期间已是风云人物，只是今人对此知之甚少。
现存最权威的林长民传记是梁敬錞的《林长民先生传》。梁氏是著名历史学家，曾担任林长民的秘书，为写《林传》专门采访了林长民的亲友故旧。纵使如此，《林传》对林氏留日事迹的记载仍语焉不详，并有若干舛误。本文结合新发现的史料，对林氏留日事迹做一梳理。
林长民是何时负笈东洋的？《林传》的说法是1906年，大多关于林氏的文字也袭用此说。但是，《林传》“注释六”提供了一条与此矛盾的信息：“据早稻田大学致陈登皞先生函，林在该校高等预科三学年，成绩均乙等；大学部政经科第一学年乙等，第二学年甲等，第三学年乙等。”可见林氏在早稻田大学前后求学六年。已知他在1909年毕业回国，那么他开始留日的年份至晚在1903年。
事实上，与林家有世交的陈与龄在其《林长民及其从兄弟》一文中，已经指出林长民赴日是在1902年。查阅1902年出版的《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林长民的名字已然在列：“林长民，籍贯：福建闽县；着京年月：光绪二十八年八月；费别：自费；学校：正则英语学校。”
“着京”即“抵达东京”的日语说法。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即相当于1902年公历9月。与陈与龄的记载适相印证。正则英语学校是许多留日学生来到日本的“滩头阵地”，先在这里补习语言、理化等科目后再考取其他学校。陈独秀、章士钊、杨端六等都曾就读此校。在该会馆的《第三次报告》（1903年农历二月）中，林长民的“学校”一栏已变为“预备入校”。按时间推算，这个预备进入的学校就是早稻田大学的高等预科。
林长民热心公益，敢于任事，至晚在1903年初就加入了清国留学生会馆担任书记干事。同时，在该会馆担任职员的名人还有庶务干事钮永建，招待干事蹇念益、邹容，评议员林白水、曹汝霖、章宗祥等。也正是在此时，他因福建展品事件声名鹊起。
在1903年2月，日本大阪举办了劝业博览会，中国留学生秦毓鎏等在观展时发现，日方将福建的展品放在台湾馆展出，无疑是将福建视为日本的殖民地。秦毓鎏等向日方提出质问，但因不善日语，沟通不得要领，于是致电东京的清国留学生会馆，请速派善日语者来。东京方面遂派出林长民、刘崇杰、林棨三位福州籍留学生赴大阪交涉，随行者还有江南出品委员、福州人李宣龚。
林长民到大阪后得知，福建参展品出发太迟，原本放置国外展品的参考馆已无空地，当时负责台湾参展事宜的参事石塚正在福建，他向福建官员提出可将福建展品放在台湾馆，昏聩的官员竟然答应。得知原委后，林长民等直接与日方交涉，要求将福建展品移出台湾馆，在参考馆的四川陈列所展出。日方负责人本已答应，后来中途变卦要求先征得台湾总督同意。此时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刚到神户，林长民等请刚到大阪的福建出品委员冯祥光面见儿玉交涉此事。儿玉知道此事已引起在日华人的公愤，只得答应福建展品移出台湾馆，林长民等的抗争最终获得胜利。
此事经过旅日华人刊物的详细报道，轰动留学界。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记载此事时，隐去秦毓鎏等人的事迹，突出林长民的作用，可见对林的欣赏。梁曾称他和林是“二十年来的朋友”，由此推测，两人结识即在此事前后。林长民成为立宪派，跟这段因缘应不无关系。
也是在这一年的4月29日，沙俄提出延迟从我国东北撤军的七项要求传到日本，留学生群情激愤，在东京锦辉馆召开大会，有五百多人参加，通过了组织拒俄义勇队的决议。林长民在大会上演说，“慷慨激昂，鼓掌如雷”。次日，林氏就加入义勇队总部工作。
5月2日，义勇队改称学生军。6日，学生军开始训练。7日，日本警察请林长民、王嘉榘到神田区警察署谈话，要求解散学生军。可见林长民是当时学生军的主要负责人之一。8日，学生军本部召开会议，林长民提出为避免当局干涉，学生军改为军事讲习会，受到多数赞同。11日，学生军召开大会，决议改称“军国民教育会”。因为清政府的压制，留日学生拒俄运动逐渐冷却，但林长民的沟通、组织、演说能力得以展现在旅日华人面前；其相对温和、灵活的政治态度也初见端倪。不过，此时他并未与激进派分道扬镳。
1905年冬，日本文部省颁布《关于使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即通常所说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限制中国留学生的活动自由。所有留学生都反对这一文件，但对于如何应对存在分歧。一部分激进学生成立“各校联合会”，要求日本政府废除全部规则，否则以退学回国抗议之。温和派学生则主张部分修改该文件，主要是第九、第十条，且反对以退学回国为抗议手段。
12月24日，温和派学生成立了反对弃学回国的“维持留学界同志会”，林长民被选为调查员，并捐献会费五十元，为同人之冠。“联合会”和“维持会”的对立，也初步划出了革命、立宪两派学生的分野。这意味着林长民的改良主义政治倾向已经明朗化。
他虽反对激进的政治行为，但爱国热情并不逊色。1907年6月，闽县人陈天听从日本回国途中，为唤醒国人的危机意识投海而死。不久之后，在东京华人召开追悼会。林长民反对这种一死了之的做法，作挽联曰：“无所效而逃，名曰逋户；忍自戕其命，罪浮杀人。”朋友们都认为他“持论过激”。林长民慨然答道：“今日国势危殆若此，全赖有识之士相与勠力，庶足以图挽救，若人人皆以死了责，徒窃爱国之名，而不举救国之实，前途尚可问乎？吾宁得罪死者，不愿使生者群相效尤，至贻无形之大患。”
1906年，林长民预科毕业，曾短暂归国，同年即回到早稻田，入读大学部政治经济科。早稻田大学为日本明治维新重臣大隈重信手创，初名东京专门学校，1902年升格为大学。政治经济科是该校成立之初就开设的专业之一，师资极为雄厚，有法学家有贺长雄、山田三良，历史学家浮田和民、村松贞臣，政治学家高田早苗，文学家青柳笃恒等。
为方便留学生学习，校方组织日语水平较高的留学生将讲义翻译成中文，林长民参与了这一工作，负责翻译了山田三良的《法学通论》、村松贞臣的《日本维新史》两本讲义，以及浮田和民的演说《公德与私德之辨》。
早稻田大学的法学和政治经济科的学生多是权贵子弟，许多人毕业后将涉足政坛，早在东京专门学校时代，校方即举办“拟国会”活动，并将这一活动列为政治经济科学生的必修课，名为“国会演习”。在这一活动中，教员扮演内阁阁员，学生则扮演议员，分组政党，讨论国家大政，诸如“矿业法案”“日英同盟建议案”，与真实国会如出一辙，让这些未来的政坛精英提前熟悉议会政治的运作方式。当时的中国正在预备立宪，懂得议会政治的人才凤毛麟角，无怪乎林氏回国之初即被各省大吏争相延揽了。
早稻田大学学生社团活动极为丰富，时人评论说：“任何人经过学生专用校门，随时都会看到数十张张贴的传单：如某某同乡会、某某同学会、某州联谊会……据说，如果真要参加的话，要么每天忙于开会，要么就被迫缴会费。”林长民喜爱交游的个性在这里如鱼得水，被推为福建同乡会会长，交游愈发广阔。刘以芬回忆道：“林文采俊美，工书，偶作简札，咸古雅可颂。日、英语均谙熟，喜交游，人亦乐与之接，与梁任公（启超）、杨皙子（度）、黄克强（兴）、宋渔父（教人）诸人皆友善。”
1905年之后，刘崇佑、汤化龙等相继赴日留学，成为林长民生活上的挚友和政治上的战友。1906年，梁启超创立立宪团体政闻社，汤化龙、刘崇佑等均名列其中。虽然没有资料表明林长民也加入该社，但他的政治立场属于立宪派是没有疑问的。当时的日本，革命派与立宪派论战正酣，看似势不两立，而林长民看到了两派合作的前景，与黄兴、宋教仁等一直维持着良好私交。有人对此提出疑问。他回答说：“凡政治家首贵气度恢弘，黄、宋皆当世美材，岂可以政治主张不同，遂并私交而废之？且现今国中局势瞬息万变，安保两派无殊途同归之一日。则维系私交，预留他日彼此沟通折冲之地步，未始非切要之图。”
他回到福州后，与同盟会员林斯琛、郑祖荫等保持良好关系，并合办《建言报》。福建辛亥革命十分顺利，得益于革命、立宪两派的密切合作。这与林长民团结革命派的方针分不开。
综观林长民的人生，其“政治资本”在留日期间已经基本奠定。预备立宪中，是刘崇佑请他出任福建谘议局书记长，开启他的政治生涯；辛亥革命后，是梁启超、汤化龙和他携手组织进步党（后演变为“研究系”）让他成为众议院秘书长。
难能可贵的是，他留日而不媚日，在巴黎和会中国利益被出卖的关键时刻，投身五四运动，至今仍是一段佳话。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