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一直是汤养宗诗歌写作中的重要主题。从第一部诗集《水上吉普赛》到近年出版的《伟大的蓝色》，他的文字长久地注视着这片蔚蓝海域。而在这些直面海洋主题的诗歌作品中，其艺术形式和抒情风格不断地发生变化。其中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诗歌文本中“我”位置的变化。

在汤养宗早年海洋诗的创作中，往往倾向于通过“他者”形象的塑造来书写大海、想象大海。不同于那些直接描绘大海的诗歌，他笔下的作品更多地围绕与海洋相关的各色人物与丰富生活场景展开。在《水上吉普赛》中，相较于“海色”，诗歌中更多地流露出一种驳杂的“渔色”，如诗集中的《腌鱼娘》《章鱼伯》《甲板上裸着五个渔汉》等。这些诗歌以人物为中心，讲述“她”“他”或“他们”的故事，“我”则常常隐身其后。在这些诗歌中，海洋并非诗人直接描写和抒情的对象，而是作为一种背景，映射在每个人物的刻画和书写中。其早期诗歌中的这种“他者”写作亦不仅限于人物刻画，同样也以“孤舟”“虎鲨”等非人物形象为主体。在这些诗歌中，汤养宗将个人对海洋的直接经验转化为对“他者”想象性经验的书写，将大海的形象寄托于与其相关的各种事物之中，从而借他人之口，表达出有关大海的真实经验与体感。

这种基于他者的“故事性”叙述笔调，为诗歌文本带来近海生活的独特意趣。作者在《船舱洞房》中写道，“这艘船轻轻、轻轻地摇晃起来了/在这多眼睛的星空下/是海突然起风了吗”，以一种明知故问的曲笔展开叙述，既增加了趣味，又坦率真诚地表现了人性中最原始的本能。这些书写时常被诗人赋予浪漫化的效果，像“花”“芙蓉”“玫瑰”“蝴蝶”等绮丽意象在诗歌中多次出现，为文本营造出一种瑰丽底色。这些意象悬浮于渔色之上，为诗歌文本的艺术生成带来一种更为丰富的色彩。所使用意象的鲜丽和海边民众的真情互动于诗歌叙述中相互交融，使得“蓝色大海”一定程度上被一幅幅绘有人生多样性的多彩图景所覆盖。

随着汤养宗对于海洋诗歌写作的实践与思考不断深入，其诗歌中的思想主题与艺术形式出现了多方面转变。其一是“我”及与之相关的概念被提及的频率大幅提升，作者的主体性被不断强调。在《伟大的蓝色》中，以“我”为主体展开书写的诗歌作品占据大多数，其写作已由“他者”实现了向“自我”的转化。其二在于诗歌叙事性成分的减弱，抽象性的增加。诗歌对于大海的想象不再主要凭借“他者”的具体生活流露，而是回归到自我生命的哲学性思考中。这种抽象性特征也充分地体现在诗歌的意象分布上。诗歌的意象分布由“断层的瑰丽”变得更加集中，意象特征由浪漫转换为更多的写实。正如文艺理论家孙绍振在《文学创作论》中所言：“如果诗歌描绘客体特征时削弱其概括性，必然导致具体的、特殊的场景、人物、过程的准确描绘成分增长，其叙事成分就随之递增，抒情成分则相应递减。”汤养宗近年对于海洋这一书写对象的直接表现，造就了其诗歌文本中抒情成分的消减，进而走向一种更具超越性的高远境界。其三在于诗歌整体视域的宏观性。这种宏观使得诗歌中的艺术表达空间被放大，诗歌中的时间感也不断被强化，诗人对于时空的观感也变得更加清晰和敏锐。如《海之声》中这样写道，“你听听/就是这种声音……显示着漫漫的时间/却没有具体的嘴唇”，大海自然的原始性和生命力被诗人融入时间感知中，在“学习它说话”的过程中将个体生命与历史维度并置，形成对话关系。

倘若将大海这一意象建构的话语空间比作舞台，那么在《伟大的蓝色》中，自我角色之外其他角色的退场，创造出一个更加纯粹而广阔的空间，“我”之生命独立于这一空间中，获得一种更大的表达张力。诗人在《霞浦》中写道：“一生中，不断地与大海与满天彩霞/同见证：自己与这轮日出一而再地/正处在同一个时空中。”人性的晦暗与欲念于“日出之后”得到消解，天地间只剩下作者与自然，因而获得一种神圣性。汤养宗早期诗歌作品中强调的人性观照逐渐演化成一种历经沧桑后的哲思，使得作品被贯穿以一种深沉的意味。同时，大海也由幕后走向台前，成为其诗歌中直接的观察与叙述对象。或如《只有大海没有倒影》一诗所言，“只有大海走走停停/从不看见自己的身影”，或是《东吾洋》中开篇说“东吾洋是一片海/内陆海/我家乡的海”，大海以拟人或原型形态直接出席于汤养宗代表性的诗歌文本中。这意味着诗人与大海在某些时刻达成了一种平等关系——大海从“他者”成为“自我”的意义与表征。

大海像一面镜子，照见万物的同时也使作者洞察自己的内心。对于自然的敬畏使得作者重新审视大海，并将对生命思考提升至新的高度，成就了诗歌中“自我”的超越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