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时间是外出用的，以此对新空间有一点的认知。

到会议处报到之后就领着房卡上到自己房间，把门打开，又把门关上。人在高处，看下去很是清爽，一片青绿。再看房间，更是明净简洁光线充足，便觉得一路乘机、转车真算不了什么。那就先洗个澡吧，然后毫无目的地打开电视，按按这台、调调那台。一会儿服务员送来水果，是本地特产，便尝了一个，味道甚好。接着就烧水、泡茶——原来我是不喝茶的，后来喝茶的人多了，也跟着喝一点。时间那么多，这样的空间不慢慢喝茶，还真不知道做什么。

如此轻松自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自己一个房间。

如果此时工作人员敲门进来，身后还有一个人拖着行李，说是房间不够，挤挤吧，那时的心情将会如何。

一个人空间感的形式，只能说与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有关，偏僻、幽静，还有一些荒凉——我当时对居住环境的感觉就是如此。落日沉入时，暮色及时合拢过来，就有一种萧疏晦暗之气飞扬起来。树多草杂，邻居无多，相隔也远，心里便有一种大而空荡的想法。少年在空旷中长大起来，在骄阳下爬墙、上树，在大雨中奔跑、喊叫——空间大了，野性滋长。只是，后来要上小学了，几十个人挤在一个教室里，守着规矩，也守着肢体。那些巨大的空间也被一栋一栋的小洋房填充，这些从海外回来的人，他们以新颖的形式建造自己的乐园，映衬我居住的渐渐老去的土墙房子。他们的子女成了我的同学，放学时一起回家，共同走过一段土路，他们朝左边的华侨新村去了。房子渐渐多了，目光抵处都是墙壁，少年的心弦不断被收紧着、敛约着，不再那么伸张了。在一动不动地听课时，我也承认，不上学真是不行，很快会变成一个野孩子，动个不停，是校园空间的约束使人发生变化，形成了我独处的脾性。

古人有行万里路之说，这是和读万卷书相对而言的。空间广大就是任人来行走的，有人善走，有人不善，对空间的感受也就不同。苏辙说他十九岁前都在老家待着，十九岁才行远，见过秦汉故郡、名山大川，又进京师，见到欧阳修，收获广大。文士大抵如此，对走进大空间有一种饥渴般的愿望，甚至就不回老家了。像苏辙这样，后来在京师还当了不小的官，大大改变了在乡村的草莽状态。我对高远空间没太多兴趣，那种坐了几天航空器，在轰鸣、空虚中穿行，虽然见识了广大，却说不上有多少乐趣。在天上飞的时候永远是我想象溢出最多的时候，虚无的、变幻的、沉浮的，此起彼伏，不得不扯几张纸，在上面盲写。我从小执笔而书直到今日，也就养成什么时候都可以悬空入纸。这样的书写使人不至于昏昏欲睡，比较着和地面空间书写的区别，不太稳定、有点颠簸，写出来的就多有不合规矩的奇怪。这种差异是和拥挤有关的，一排三人，紧紧挨着，各自被安全带固定。空间小，做什么都得小心翼翼。如果失手，咖啡、辣椒酱溅到邻座，那真是很扫兴的。每个人都出奇地安静，用力适宜，没有谁喜欢与邻座交谈，素不相识，我以为缄默最好。人们必须借助航空器这个小空间，去到向往的那个大空间。着陆时，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站起来，要脱离这个空间，其实，此时离机舱大门打开还早——我倾向于人生的旅程就是以空间小大的对比——时大、时小，时小、时大，最终归于邈远。

我在沙阳待了几天，以为地广人稀。房子那么多，却没见多少人。人都在房子之内吗？还是关门闭户到远方去了？如此山水千般好，加上空旷，使人周身澄澈。现在喜欢说人气、烟火气，说到底就是有拥挤的人流和嘈杂的声响。许多人生就是在这样的空间舒展的。空旷也需要有人热爱，热爱的表现就是不离开，持守既往的日子。有的人这么做了，也做得很好，称得上有闲情，使从容成为常态。空间大了，就不必那么计较尺寸的严丝合缝，就像写文章有不少闲笔，像画图那般存有不少空白。有意将一些空间处理为不实用，不实用使人觉得舒适敞亮，空间浪费一些实用，精神很怡悦地就体验到了。古人说螺蛳壳里做道场，是夸赞还是嘲讽？那样的空间能做出什么品位的道场，真是不得已的作为。我看重空旷空间的魅力与生存启示——一些人离开了，在远方的拥挤紧张中，不想离开的人继续既往的方式与情调。离开的人和留下的人的密切交流往往是在春节期间。我猜度他们边饮酒边交流的仍然是空间的问题——空间都是以差异来体验的，不论天南海北冷热干湿，它们异于自己生长起来的土地。只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了，共同的问题是哪个空间更适宜自己，讨论这个才有意思。

罗伊·雅各布森在《他们，不为所见》中虚构了一个“巴罗伊”的空间。这个礁岛与人远离，甚至被人遗忘了。一个被人遗忘的礁岛也是可以实实在在生活着美好，这就是渔民汉斯·巴罗伊一家人，岛上除了夏日短暂的明媚与鸟的鸣叫，余下的就是寂寥、寒冷、强风、强雨，它们弥漫和冲击着这一家人的日常。不过一家人还是其乐融融，相互温暖找寻美好，真把他们接回挪威的都市中生活，他们未必感恩。我引这个例子是要说明，空间如何不是教科书上所定义的，适应的、不适应的，各自领略，忧乐自然有数。礁岛说起来就是一个让人净化的容器，由于没有外人欣赏，不必以虚伪饰之，每日做着切实的日常事务，诸如烦琐往复地织网，一只接一只地剖鱼、腌鱼，一方方石块垒起一个码头。一切都是为自己、为自己一家而做，也就没有抱怨、推卸，走向单纯、朴实。如此看空间之大、之小都不须太讲究，都可以做到内容丰富、生动。袁枚曾说：“何必参天说松柏，幽兰不碍小磁盆。”磁盆虽小，也能使幽兰生香，这着实是很鼓励人的。

很早以前读虞世南、褚遂良书法，这些人居庙堂之高，甚至可以与唐太宗交流书法，看遍府库前人墨迹，把字写得超乎寻常人那是必然的——没有多少书法家有如此待遇，只有冷眼。后来又读了同时代释湛然写的墓志铭，对湛然更是敬三分。一个人居兰若之深，要典坐行堂，要洒扫庭院，还有做不完的佛门功课，却能不易其守不累其真，顺带写了一手好字。在跋文中我评价他的书法是开了苏东坡楷书的先河，并不是要拔高这位出家人。他们这两类人处于两个不同的空间，至死都不可能交集，却都能于笔下灿若披锦，花灿英发。空间如此广大，各处一个层次，如飞鸟栖于高枝，龟鳖曳尾藏于泥涂，自适便好，不必想得太多。各自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也是有快乐于其间的。现在，我看到了高层的虞世南、褚遂良的佳作，也能看到晨钟暮鼓中的湛然的笔调。有机会时我就是乐意这样——把同一时代的空间悬殊者的腕下痕迹找出来，做一番对比，把玩他们的审美差异。二者在物质生活上相差甚远，但精神生活孰富足孰贫瘠，永远不能想当然。

出外时得动笔酬答时，往往是我不自在的时刻。他人画室空间如此宽敞，毛笔够精良，宣纸够上乘，墨汁更是品牌货，我指腕却总是不畅适，以至好纸浪费了不少。主人往往抱歉，以为文房四宝有问题。其实，是我自己有问题了。

我读过几本黄宗羲的书，却只记住一句：“以心安不安者定其出处。”

觉得这是对我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