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福建考察时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作为中国式县域现代化样本的“晋江经验”，它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是我国加快县域现代化建设的新引擎。不断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既是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举措，也是实现中国式县域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纵观“晋江经验”诞生和发展的历程，生产力、产业转型、营商环境是弥足重要的支撑。生产力质态跃升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提升县域竞争优势提供了关键抓手，亲清政商关系为打造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市场体系提供重要保障。当前，我国县域经济蓬勃发展，但仍存在生产力未得到充分释放、产业结构单一、市场中还存在制约企业发展的因素等问题。为此，需要通过相关领域的改革，更好地发挥生产力、产业转型和营商环境的重要作用，不断释放县域经济发展的潜力，确保“晋江经验”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县域现代化建设的全面进步。
生产力的维度：跃升成为新质生产力
2002年，习近平同志总结提出以“六个始终坚持”和“正确处理好五大关系”为主要内涵的“晋江经验”。“六个始终坚持”之一就是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方向。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到“新质生产力”，实现了从“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的能级跃迁与术语创新，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战略选择。
新质生产力是实现中国式县域现代化的根本实践动力。习近平同志强调：“始终坚持立足本地优势和选择最佳方式加快经济发展。”对于县域而言,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不是急于发展新产业、进行技术和组织创新，而应当首先创造出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般生产条件，基于县域所拥有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通过科技创新推动县域产业创新，有效汇集资金、人才和技术，拉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充分发挥县域比较优势、打造特色产业链、推进产业集群、促进三产融合，进一步优化县域经济结构和空间布局，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产业转型维度：推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产业转型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促进产品从低附加值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转变、促进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多个方面均发挥重要作用。不同于劳动力密集型的、以制造加工为主的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都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具有技术含量高、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且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特征。这一特征和优势决定了：一方面，坚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齐头并进；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要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作为主要载体，推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在深入推进中国式县域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需要统筹考虑，双管齐下。
传统新兴未来产业要齐头并进。习近平同志在总结“晋江经验”时强调，要处理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产业的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不少传统产业经过技术改造也能产生新质生产力。为此，要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难题上花大力气、下大功夫，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逐渐改变传统、低端低附加值、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多而新兴、高端高附加值、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少的状况。一方面，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比如发展互联网职业教育、第三代半导体材料、太空探索、虚拟数字人等新赛道。另一方面，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来增强竞争力。比如运用数字技术赋能服务业，推动传统服务业升级，实现服务业效率变革、质量变革，发挥服务业推动增长“主动力”、吸纳就业“主渠道”、扩大投资“主平台”的作用。
营商环境维度：优化数字时代营商环境
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吸引和促进企业投资和经营活动而创造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条件，重中之重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市场之关系渊源既久，关涉亦广。习近平同志在总结“晋江经验”时，强调要始终坚持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引导和服务，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与建设新型服务型政府之间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20年，我国顺应数字经济发展与政府建设情况，首次提出数字营商环境的概念，这对政府在数字经济时代营商环境优化改革中如何更好地“有为”有重要意义。为政府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突破时空限制，以实现职能的自我调适和演化创新，为中国式县域现代化实现提供了保障。
培育优化数字经济时代营商环境，首先要构建现代化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既要聚焦公共数据供给，为数字经济市场主体提供基础要素；又要科学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经济时代营商环境的优化提供底层支撑。其次要推进政务数字化转型。建立健全信息化政府平台，着力从数字政府服务、治理入手，通过数字化有效赋能政务环境优化，提升政府服务与监管能力。最后要提升数字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在传统的关于营商环境法律法规完善基础上，增加对数据隐私和安全的相关保护，广泛地运用数字技术体系提升保护水平与效果，从而为企业发展提供最适合的营商环境。
（作者系闽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