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构美学》中，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认为，今日的文化已经发展出“超文化性”，“文化的形式正从根本上改变着文化自身。文化在展现一种新的、超文化的构成，而不再是传统的、单一的文化模样”。传统文化基本上是同质性和单一性的文化，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分隔的；今天的文化则开始超越边界，走向融合与渗透，此即超文化性。我想，在这一时代，阅读也变成了超文化阅读。

超文化的“超”意味着开放性，超文化的“文化”是地域性文化，尤其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文化，而超文化阅读也就意味着超越国界的阅读。这件事本身并不新鲜。早在隋唐之前，就有诸多高僧阅读和翻译印度的佛经，而民国时期则将“学贯中西”视为学术的高境界。不过，此前的超文化阅读主要是单向性的，如今的超文化阅读是交互性的。再则，此前的超文化阅读主要是部门性（如宗教）和精英性（如学术）的，如今的超文化阅读则不限于特定的部门，也不限于学者。普通人的阅读也往往是超文化阅读。喜欢读小说的人，恐怕谁都看过几本外国小说。据调查，当代中国大学生最喜欢的小说家名单中，日本推理作家东野圭吾赫然在列。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很多都与我们一样拥有博大精深的文化，并贡献了许多或深刻或有趣的读物，若是对那些文化和读物视而不见，不免有趣味偏狭乃至故步自封之嫌。

提倡超文化阅读，并不意味着本国的读物不重要。实际上它们相当重要，尤其是每个国家的文化经典，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须知自我乃因他者的存在而获得意义，一个文化中的经典，唯有当它与异文化经典比较和对话之后，才可能被置于合理的位置，取得恰当的定性。意义在比较和碰撞中得以凸显，超文化阅读通过走向他者而返回自己。

显而易见，超文化阅读扩展了阅读的范围，但扩展的范围并不是无限的。限制范围的因素有三，即经典的限制、趣味的限制、专业的限制。跨文化阅读并非无书不读，其首选还是名著和经典。能够创造经典的国家是有限的。而在能够创造经典的文化中，还有文、史、哲、艺等学科的侧重。比如，俄罗斯在文学方面贡献了无数经典，但在美学方面的经典之作却不太多。还有个人阅读趣味的限制。有人对埃及文化感兴趣，有人则对希腊文化感兴趣。最后，专业不同，其阅读选择也相应地有所不同。我的专业是美学，外国美学中当以德国、法国、美国的成就最为突出，如德国有康德《判断力批判》、席勒《审美教育书简》、黑格尔《美学》、叔本华《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尼采《悲剧的诞生》，法国有巴托《归结为同一原理的美的艺术》、萨特《什么是文学》、梅洛-庞蒂《眼与心》、杜夫海纳《审美经验现象学》，美国有桑塔耶纳《美感》、杜威《艺术即经验》、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等经典之作，它们都是美学研究者的阅读对象。

另外，同样的美学专业，也有不同的方向。有些学者致力于美学史，有些学者对地域性、国别性美学感兴趣（如日本美学、印度美学等）。我的兴趣在于普遍性、体系性的美学原理，自然更为重视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美学经典。这是由于60年代之后，西方思想开始质疑宏大叙事，致使理论批评化乃至碎片化了。非体系性的美学也可能富有启发性，但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美学原理。比如20世纪末美国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21世纪初德国格诺特·波默的“气氛美学”，都有较大的学术影响，但前者偏于美学批评，后者乃是点状突破，在美学原理的系统建构方面均有所不足。我们有必要阅读这些美学思想以了解当今世界的学术动向，只是不必过于重视它们。

超文化阅读对外语有一定的要求。能直接阅读原著当然是最理想的，然而，掌握一门外语达到可以自如阅读原著的程度，需要十年以上的时间，除了少数例外，一个人大体上只能熟练掌握一门外语。懂英语的未必也懂德语和法语。超文化阅读意在开拓阅读视野、丰富思想资源，倘若拘泥于只读原著、只读某一语言的经典，不免与此宗旨有所抵牾。因此，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得不选择译著。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能够通过译著而实现超文化阅读吗？这要看超文化阅读的终极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只要译本足够优秀，超文化阅读的目的基本上能够实现。

一般认为，通过阅读译著难以把握文本的本意。然而，超文化阅读并不是为了理解文本的“本意”。且不说在伽达默尔的诠释学之后，追求本意之举已颇受怀疑，纵然承认本意的存在，也不是只有在阅读外国著作时才会遇到能否把握本意的问题。阅读本国的经典，如《论语》《老子》《庄子》《坛经》等，也未必就能把握到本意。如前所述，超文化阅读通过走向他者而返回自己，因而其终极目的并非理解他者的本意，而是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进而言之，阅读的精髓不限于输入，更在于输出；阅读的目的不限于理解，更在于写作。例如，陈嘉映新作《希腊别传》显然基于超文化阅读，但这本小书的写作才真正完成了阅读，真正实现了他对希腊文化的理解。超文化阅读，其最终目的并不是“以意逆志”，而毋宁说是“借杯浇臆”。也许任何一种阅读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