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洋寻觅导航员心中的岛屿；在亚马孙丛林聆听巨蟒之族的神话；在圣玛尔塔雪山丈量阿尔瓦科族的朝圣之路。从非洲到南美洲、从东南亚到北极，人类学家韦德·戴维斯的《跟着人类学家漫游》，以诗意的笔调带领读者游走在世界的“边缘”，或所谓文明的“边缘”，领悟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意义。除了人类学家的身份，韦德·戴维斯还是民族植物学家、作家、摄影师和电影制作人，其奇特冒险的田野经历和浪漫主义的文艺情怀让这本书不同于常规的民族志，而是充满文学性的审美意蕴，让读者仿佛在聆听一首美妙的文化交响乐、欣赏一部恢宏的文明史诗。

本书共五章，第一章“棕鬣狗的季节”以非洲最古老的桑族人的生存智慧和遗传学证据反击被扭曲的文明进化论。第二章“寻路人”探索波利尼西亚文化圈，颂赞波利尼西亚人的航海术。第三章“巨蟒之族”进入亚马孙河流域的丛林深处，解密印第安人的神话、信仰和宇宙观。第四章“神圣地理学”与第五章“风的世纪”，穿梭在美洲、大洋洲、亚洲等大洲之间，探讨原住民的生存智慧‌。很显然，这本书有着广阔的全球视野，尽管它并未具体深描田野对象的动态历史和细节肌理，而是在文化巡礼中思考贯穿始终的核心议题——在全球化时代为何要保护文化多样性？

早在19世纪，以泰勒、摩尔根为代表的早期人类学家，将欧洲文化视为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最高阶段，在其欧洲中心主义视角下，世界“边缘”的文明皆为落后的“他者”。此后，现代人类学之父博厄斯则以开放中立的态度冲破文化中心主义的藩篱，主张每种文化都是独特历史进程的产物。马林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恩群岛库拉圈的开创性田野研究，揭示了每一种文化都有其适应社会环境的内在逻辑。而格尔茨对巴厘岛“斗鸡”仪式的研究亦表明，文化多样性需要“语境化”地去理解每一种文化的价值。此后还有生态人类学等诸多研究成果为文化多样性的提倡提供学术支持。终于在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这项关乎全人类福祉的公约，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2）、《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3）共同构成保护人类文化生态多样性的三大公约体系。该公约呼吁我们“认识到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对其加以珍爱和维护”。在这样的学术脉络中，戴维斯的著作通过丰富的田野案例阐释“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理念，将抽象的学术话语具象化为可感的故事文本，在学术深度与大众普及之间实现巧妙平衡，既充满人文关怀又富有知识启发性。

令我印象最深的故事是波利尼西亚人的航海术。“如果你读懂了海，如果你能在心中看见岛屿，就永远不会迷航。”这是加罗林群岛的导航员马坞对学生奈诺亚说的话。他掌握着古波利尼西亚人的航海秘籍。海浪、风、云、日月星辰、鸟、鱼都能为波利尼西亚人提供航行信息，他们的航海术是科学与艺术的全面融合，蕴含了天文学、动物行为学、气象学及海洋学的知识。“像马坞这类真正伟大的导航员，光是聆听海浪拍打独木舟船身的回声，就能知道海平面的彼方有座环礁。他们清楚太平洋中每列岛群都有其独特的波浪折射模式，也能像法医学家判读指纹那样轻易辨识个中差异。”他们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而是依赖口述传统与身体记忆传承航海术，也无需借助罗盘和图表，仅靠观察、经验和直觉处理不断变化的海洋与气象信息，便能在心中画出岛屿的航海图。他们比哥伦布早5个世纪，仅用80代人的时间，在公元1000年左右就完成跨越太平洋每列岛群的伟大征程。

这也让我联想到中国古人的航海术。无论是指南针的发明、航海罗盘的应用，还是海道针经的创造，无不闪烁着中华文明的智慧灵光。航海罗盘的西传也推动了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深刻影响了全球航海、贸易和文化史的进程。其技术原理被世界不同文化主体吸收和改造，成为人类共享的技艺遗产，是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为了配合航海罗盘的使用，我国船舶火长（指掌握航海罗盘的专职人员）将海道针位、水文地貌等信息及航海口诀记录成册，作为航海指南，世代相传。所谓“舟子各洋皆有秘本”，因其具备商业价值，通常秘不外传，故存世传本不多。北宋徐兢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为现存最原始的海道针经雏形。元代《大元海运记》收录的《漕运水程》为元朝海漕的海道针经。明代《顺风相送》系统记载了东南沿海至东南亚、印度洋的针路信息。而明清民间社会还有大量手抄秘本流传，如《湄洲针路簿》记录了自莆田湄洲出海至金门、天津、辽宁等地的航线，《南海更路簿》亦是海南人经略祖宗海的历史见证。它们共同构成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珍贵的文化遗产。

中国古人的航海术与波利尼西亚人的航海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海洋认知体系和技术路径。虽然它们在技术原理、传承方式和价值观念上存在差异，但都同样展现了人类探索海洋的多元创造力。换言之，中国人的航海罗盘与波利尼西亚人识记的32星宫都能指明导航方向；中国人的看山步航行法与波利尼西亚人的船身标记法都能建立方位坐标；中国人的海神妈祖与波利尼西亚人的祭司都能给予应对风险的精神力量。凡此种种不同的文化表现和技术路径却实现了相似的航海功能，只是它们适用的历史情境、地理环境和人群不同，本质上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共同绘制了海洋文明的多彩画卷。

文化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指出，全球化的核心是“世界文化的标准化；美国的电视，美国的音乐，好莱坞的电影，正在取代世界上其他一切东西”，直观地揭示了全球化时代文化同质化的危机。戴维斯的著作似乎已给出了应对危机的方案，即承认其他文化之美，尊重不同文明的文化传统，保护文化多样性以维持全球文化生态的平衡。这与我国著名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形成跨时空的深度共鸣。文明的交流互鉴既要坚守“各美其美”的文化自觉和自信，也要实现“美人之美”的跨文化理解与尊重，“美美与共”绝非静态叠加，“天下大同”不是消除差异，而是在尊重差异、交流互鉴的基础上实现多样性的文化共生。戴维斯的田野书写与费孝通的理论构建体现了人类学家的学术担当。但保护文化多样性不仅是学者的使命，更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因为今天我们守护的每一个文化火种，都有可能成为未来文明重生的希望之光。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