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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方语境中理解社区治理

□吴昕

《理解中国社区治理》吴晓林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出版

何为社区?谁治理社区?社区如何治理?这是看似基层,实则贯穿国家、社会与家庭三重结构的重大命题。吴晓林所著的《理解中国社区治理:国家、社会与家庭的关联》(简称《理解中国社区治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理论探索。这本书以深厚的制度观察、历史通识与现实关怀,梳理了中国社区治理从古代“里治”制度到当代“社区复合体”的演进路径。在“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日益走向碎片化的当下,该书为我们提供了重构整体性理解框架的重要参照。在解读这部佳作的过程中,笔者也尝试结合福建的本地经验与治理探索,发出理论与实践交汇处的“福建声音”,以实现对这本著作的理论对话、现实回应与在地延伸。

该书首先以历史社会学视角破除将社区治理简单理解为现代行政“末梢工程”的惯性思维。第二章从先秦至清末的“里”制度出发,阐明“家—里—国”之间的统摄关系如何深嵌在中国社会治理的伦理结构之中。正如作者所言,中国自古以来并非“国家—社会”二元对立,而是一种“家国同构”的一体逻辑;“国强社弱”的基层格局不是偶然的改革副产物,而是延续千年的历史基因。这种文化逻辑与制度传统在福建地区同样可循。以福州三坊七巷为例,历史上的宗族祠堂、坊巷规约等社区自治机制,本质上便是“绅权辅治”下的民间治理样式。即使在现代城市建构中,这种“家—社—国”联动的历史记忆仍在福建许多老旧街区的社区协商与人情互动中显影。

如果说“里治”制度提供了中国社区治理的传统文化结构与权力逻辑的制度底色,那么改革开放以来的两轮社区治理改革则标志着这一结构向现代国家治理逻辑的转化与重构。该书第三、四章围绕“街居制”与“政社分设”两轮社区改革,强调社区作为生活单元与管理单元的适度分离,并探索政社合作、项目治理、社工引入等多元模式。这两轮改革推动了基层治理结构从行政主导向服务导向的演变。这一变革逻辑在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改革试点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为全国首批社区建设试点地区之一,鲤城区早在2001年便探索“政社分设、服务下沉”的治理机制,成立了较为独立的社区服务中心,配备专职社工,同时将财政性服务外包给本地社会组织。近年来,该区进一步推进“社区治理委员会”制度,推动街道与社区职能“分账办事”,实现基层管理职能与服务职能的结构性区分。

与诸多抽象化治理研究不同,该书对“生活场景”给予了高度关注。第一章第二节提出的“五层需求”与“三重意蕴”理论,将社区视为情感归属、服务供给、制度运行与文化维系的日常治理空间。这种多维定位,打破了长期以来将社区简化为行政载体的技术理性路径。第五章所选取的武汉江汉、宁波海曙、广州越秀、青岛八大湖四地实践,均体现出地方层面通过购买服务、项目管理、组织下沉等方式进行新时代社区治理制度观察和实践关怀的新探索。为回应“社区不仅是服务与治理的对象,更是生活秩序的承载者”,福建地区近年来的多个尝试也体现了社区治理日常化、生活化的发展趋势。社区成为情感连接的纽带、信息互通的中枢、社会资源的协调平台。社区党支部既是“政治核心”,也是“情感凝聚”的中心。乡贤理事会、社区议事协商平台、宗族文化节庆等机制常与党建工作相互融合,展现出一种“制度—情感—文化”交织的治理模式。

该书在理论层面提出了“社区复合体”这一核心概念,突破了传统社区作为行政末梢或服务平台的单一功能认知,转而强调其为国家治理逻辑、社会合作机制与家庭日常生活之间的多维交汇的复合治理空间。这一概念不仅丰富了我们对社区功能的理解,也提供了观察政社互动、治理资源整合和生活空间治理的理论工具。与此形成呼应的是,福建部分地区也在实践中探索了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例如晋江市青阳街道“红石榴·邻里汇”项目,融合了民族团结、议事协商、公益服务等多重功能,正是将社区作为复合治理场域进行制度创新的生动体现。

在第九章,作者从中西比较切入,深刻指出中国社区治理始终处于国家主导的中心化治理模式下,“国强社弱”“国强家弱”的权力格局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家国关联”,并非意味着家庭成为治理主轴或制度支点,而是揭示了中国社区治理中“家国同构”文化制度逻辑的延续性。这一结构既塑造了国家主导的治理形态,也凸显了家庭、公民亟需被培育和转化的角色。该书所强调的“社会创制”机制,正是国家为克服治理困境而主动动员社会、构建协同力量的制度路径。在这一背景下,泉州丰泽区推动“家风家教馆+邻里议事厅”的融合机制,可被理解为国家在基层治理中对传统家庭文化资源的战略性调动,而非自治社会的自然成长。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命题下,社区治理的实践转向越来越被赋予战略性意义。而该书的理论贡献,不仅在于其提供了一种结构性的理解方式,更在于其对现实治理困境的清醒洞察与前瞻反思。如作者所指出,新时代社区治理的主要风险在于“行政逻辑对生活逻辑的替代”“政治功能对服务功能的挤压”,以及“组织参与对居民参与的替代”。这不仅是制度设计的技术难题,更是公共伦理与社会信任的重建议题。因此,书中提出四条路径以突破当前治理困境:一是建设关联社区,营造积极的连接机制;二是找准时空坐标,塑造科学的治理结构;三是建构整合机制,完善体系衔接;四是培育社会创制能力,激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这些思路为摆脱“新瓶装旧酒”的治理惯性、走向真正的“共建共治共享”提供了现实路径。

在数字治理快速推进、城乡边界持续模糊、社会结构日益多元的时代背景下,社区不仅是管理的对象,更是连接国家与居民、嵌合公共与私人、调和秩序与情感的重要中介空间。该书不仅是一部探讨制度结构的研究著作,也是一份面向中国式现代化治理挑战的理论回应。在地方语境中解读此书,则是在理论与现实之间搭建通道,使书中理念落地生根。也许在“破”与“立”的交织中,在“家”“国”“社”的互动中,中国社区治理的未来图景正悄然浮现。   

 (作者单位:福建江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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