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0年夏天，23岁的我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当时还是个学术小白，心想先上好课，争取在大学讲坛站稳脚跟，不被学生赶下台就好。谁知第二年，导师姚春树教授带领我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中国杂文史”——这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相关理论资料、名篇佳作大多未能结集出版，散落在数以千计的报纸期刊中，要详尽占有这一庞杂浩繁的学术资源，从中理出头绪并总结出规律性的内容，无疑是一项浩大艰巨的学术工程。有人慨叹，写史难，写20世纪中国杂文史更难。尤其是当代杂文，一直处于文学整体研究格局的边缘位置，甚至被排拒在“高雅的文学研究殿堂”之外。我曾选择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杂文作为硕士学位论文题目，但那毕竟只是当代杂文的一小部分。由于当代杂文时间横跨多个历史时期，资料如山，纷繁杂陈，没有坐冷板凳读书的苦行僧精神便难以完成。

为此，我从最原始的资料搜集做起，曾多次外出北京、上海、南京、石家庄等地查找资料。记得1992年6月19日在人民日报社拜访曾经担任该报副刊编辑的蓝翎时，他对我所要完成的“20世纪中国杂文史”当代部分表示担忧，他说全国那么多报刊，杂文作品铺天盖地，看都看不过来。我回答所有文学史都无法面面俱到，只能选择重要的文学事件、思潮、流派、论争以及代表性作家作品等，窥一斑而知全豹。他提醒我不能“坐享其成”只看后人的选本而忽略了特定时代的历史原貌，“几十年前的杂文，作者署真实姓名者少，署笔名者多，且不止一个”，并特别提到权威选本《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杂文集》，因为编者不了解“龙子”是郭沫若，漏选他的杂文《发辫的争论》；不知道“秉丞”是叶圣陶，漏选他的杂文《“老爷”说的准没错》和《从“己所不欲”着想》；虽然选了茅盾发表的《海南杂忆》，却忽视他更有代表性的、以“玄珠”笔名发表的《谈独立思考》和《盲从和“起哄”》。蓝翎说：“作为一个时期文献性的选本，‘遗漏’几个一般作者的一般杂文，似乎无关大体，可以谅解；如果‘遗漏’了郭沫若（龙子）、茅盾（玄珠）、叶圣陶（秉丞）等老一代作家的杂文，这‘漏洞’就未免有点儿大。”我以此为戒，在研究当代杂文现象和创作思潮时，慎用后人编选的各类选本，而是回到文学现场，了解文坛原生态。于是，天天枯坐在图书馆里，一页一页翻阅泛黄的旧报刊，做着杂文史料目录和读书笔记，常常一整天不停地机械翻阅、考辨、思考、记录，每有新发现，便欣然忘归，直到工作人员催促我离馆。

因为当代杂文史料浩繁，短期内无法完成写史，1994年我来到苏州大学跟随范伯群教授攻读博士学位，继续以“当代杂文史论”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同时扩大学术视野，开始寻找台港地区杂文史料。有一次如获至宝找到一本工具书，见到一段富有诗情画意的文字来解释台湾杂文家柏杨笔名的由来：“据介绍，河南多柏树，亦多杨树。柏树冰雪长青，可于世千年；白杨挺立深山幽谷，风中哗哗作响，颇动人心魄。这是他名字的由来，更是他性格的写照。”乍一看，文字形象生动，但用它来形容柏杨的个性却是个“美丽的错误”，与事实相距甚远。实际情况是20世纪50年代台湾中部横贯公路通车，柏杨受邀做一次通车前的访问，途经一个“古柏杨”的少数民族村落，他非常喜欢这三个字的发音，回到台北开始写杂文时，最初想用“古柏杨”作笔名，但担心被误认为是武侠小说作家古龙，索性改用“柏杨”。我常常提醒自己，读书时发现任何新材料，从发掘出来到成为准确可靠的史料，都还要严格鉴别。因为前人的文字记载，互有出入；特别是一些当事人后来写的回忆性质的东西，由于年代久远或其他原因，彼此间常有互相抵牾的地方，这就需要经过一番考证审核的功夫，而不能贸然地加以采用，更不能以讹传讹。

坐冷板凳多读书的收获巨大，《20世纪中国杂文史》出版后，学界评价：“著者在撰写本书时一方面钩稽发微，抉缺补漏，下了不少史料考据的功夫；另一方面倡言立说，广征博引，走出一条治史的新路子。”

二

除了学术研究，我也在大学课堂授课，从研究生、本科生，到自考生、函授生，我常讲的一门课是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中国现当代散文研究”。每个人从小学开始到高考，所写作文的体裁基本上都是散文。散文易写难工，很多人经常问我怎样的文章才是好散文？我告诉他们，好文章可吟可诵，富有音韵美，掷地作金石声。梁实秋晚年回忆在清华学校读书时，国文老师其貌不扬，但教书很有一套手段，“他打着江北的官腔，咬牙切齿的大声读一遍，不论是古文或白话，一字不苟的吟咏一番，好像是演员在背台词，他把文字里的蕴藏着的意义好像都给宣泄出来了。他念得有腔有调，有板有眼，有情感，有气势，有抑扬顿挫，我们听了之后，好像是已经理会到原文的意义的一半了”。

我教散文时，常常也有这样的体会。如余光中的散文，文字在他手里是一个魔方，简简单单的方块字，竟能组合出无穷色彩无穷变化，我在课堂分析余光中的《听听那冷雨》时，常忍不住吟诵起来：“先是料料峭峭，继而雨季开始，时而淋淋漓漓，时而淅淅沥沥，天潮潮地湿湿，即连在梦里，也似有把伞撑着。”似乎只有读出了声，才能体会到中国汉字的双声、叠韵、重复如何让雨缠绵地在天地间徘徊，才能体会到长句与短句如何灵活地衔接，整饬中如何生出变化，雨是如何一阵大一阵小，歇下去了重又洒下来。让一个个音节在唇齿的摩擦间带出雨声，让雨声在空气中洇染出一片水汽——在文字幻化出的潮湿里，你可以体会出语气有如何的力量，艺术有如何的美。而且通过大声朗读，可以感受到柯灵所说：“方块字的形象性和平仄声，神而化之，竟凝结为一幅幅绵绵密密、千丝万缕的雨景，一阵阵远远近近，紧敲慢打的雨声，甚至那潮潮湿湿的雨意，清清冷冷的雨味，飘飘忽忽的雨腥，一齐进入读者的眼耳鼻舌身，同时渗透每根神经。”

“前尘隔海，古屋不再”，听听那冷雨，是听余光中诉说一段久远的往事，对故园的怀念，对文化的牵挂，都交织在雨声里。

三

中国古人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说，国外也有文学散步的传统。香港中文大学卢玮銮教授20世纪60年代到日本留学，发现到处都有“文学散步”的招贴，于是她报名参加“伊豆舞女文学散步”，跟随川端康成描写的路径，走一遍小说中的现实场景，亲历其境，触景生情。1991年，她正式提出“香港文学散步”，并于2001年开设这门课，带领学生追随着蔡元培、鲁迅、萧红、戴望舒、许地山等人在香港活动的足迹，按图沿径，寻踪觅迹，就现实时空开拓出文化时空。卢玮銮说，“散步，包括思想散步，感情散步。我们踏着前人步迹，跨越时空，走进现场，感受当年活的文化，感触与吾土的关系，领悟一些鉴往知来的道理”。

2024年11月，我到南京大学参加“中国新文学演进中的常识、经验与教训”国际学术研讨会，见到沈卫威教授，当面向他求证一个传闻，并得到他的证实：他曾背着挎包带瓶水，率领学生走出校园，沿着浮桥地铁站—成贤街—南京图书馆—东南大学（梅庵、体育馆等）—国子学—中央研究院旧址/中科院南京分院—南京古生物博物馆—古鸡鸣寺—玄武湖—铁佛镇水/武庙闸—白马湖—琵琶湖—中山植物园—半山园水闸—燕雀湖—苜蓿园地铁站，探寻南京流动的文脉。有学生事后累并痛快着感叹：“原本计划讲1小时，走城3小时，结果老师每到一个地方都详细讲解，我们竟然走了5小时，没有休息！步数超过2万，某德地图显示至少8公里，老师的体力真是太棒了！我们这些‘大学牲’已经累瘫了。”

“文学散步是研究手法，也是欣赏方式。埋头于书本空间，仿佛游离了周围的现实，所以阅读是孤独的。从书里走向书外，以身读书，阅读被延伸，深化欣赏。”我常常为自己只能待在教室里讲课而遗憾，我也渴望来一场有福之州的City Walk，跟随文化名人郁达夫等人的生花妙笔，漫步榕城大街小巷，沉浸式感受‌“七溜八溜，不离福州”。1936年，郁达夫应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之聘，前来福州担任省参议员兼省政府公报室主任。他写了《闽游滴沥》系列游记6篇和《饮食男女在福州》《记闽中风雅》《福州的西湖》等，我一直认为郁达夫的这些散文是描写福州这座城市最好的文字之一。郁达夫探寻福州城内“三山藏，三山现，三山看不见”的来龙去脉；盛赞闽江水色的清、水流的急，认为闽江的景色可以做中国秀逸江水的代表；他欣赏八闽文化的流风余韵，流连忘返于图书馆和书肆，广交藏书家，购买大量福建地方文献，指出“福建的文化，萌芽于唐，极盛于宋”，“理学中的闽派历元明清三代不衰”，“前清一代，闽中科甲之盛，敌得过江苏，远超出浙江”；他到福州青年会、福建学院、协和大学、华南文理学院、格致中学等处，发表关于文艺问题和团结对外、一致抗日的讲演……我希望福州能够建立一个“文学地景资源库”的平台，把与福州有关的文学作品都收录其中。我觉得应该深入挖掘并展示郁达夫等文化名人与福州的联系，把他们作为福州的最佳代言人，向世界讲好福州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