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地处中国东南，山海交融，传统礼俗犹在、东西文明交叠，丰富的人文景观与生动的地理时空彼此交错，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精神、隐性的历史人文记忆、不曾断裂的宗祠文化与绵延千年的乡土情怀。东南历史诸多文明因素中的重要两类构成在地艺术形态的独特气质：其一，明以前汇合到此的各种异域文化；其二，源自本土，具有坚韧生命力的“汉人民间文化”。前者赋予东南繁杂多元的世界景观，后者则凸显滨海在地文化始终保持着的乡土特色。
上述对闽地文化艺术特质源流的分析来自笔者对王铭铭著作的研读。人类学家王铭铭在《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再版自序”中，从植物分布的独特视角切入文化地缘学叙事，提及“刺桐树”集中生长于东非、南亚、澳大利亚北部、印度洋岛屿、西太平洋东部等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由此推演出刺桐分布的核心地带与佛教最繁盛的区域相对应的学理判断，进而以“地方的泉州”作为历史言说的主体——这一地理板块的历史活动早在宋元之前就溢出家国山海，其不仅仅局限于历时性的纵向叠加，更是以共时性的横向铺展开来，“泉南佛国”在他笔下缓缓推出，置于跨学科框架下波澜壮阔的“环太平洋文化圈”的全球流动视域中。
不仅泉州，福州与域外的文化交流传播及其与异域文明之间的经贸往来，千百年来从未停歇。《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第二》曾指出，孙权在建安（今福州）设立典船校尉官邸，以便海上远征和探险。东吴黄武五年（226年），胶州刺史吕岱还派中郎将康泰、宣化从事朱应出使南海诸国，远至印度支那半岛的林邑（今越南）、扶南（今柬埔寨）等国。大航海时代，福建更是得地缘之便，首开泉州至波斯湾航线，彼时亚洲、欧洲诸国与福建皆有通商往来。近现代以来，福州港1844年开埠，闽籍有识之士异军突起，从开眼看世界到西学东渐，从教育振兴到工商举学，从变法维新到船政兴起，东南山海，始终激荡着沉潜绵延、风华葳蕤的精神气质。农耕文化、海洋文化等在闽地异质层累，儒释道杂糅汇聚，早已融入东南地域万千百姓的日常烟火，成为他们生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述在地文脉丰富多元，为闽地漆工技法的传承与革新、漆艺创作的现代性转向及其域外交流与传播提供广阔的时空背景和丰厚的人文积淀。福建漆艺的全球化历程，本质上是东方文化符号在跨地域互动中不断被解构和重构的过程。沈绍安家族对失传漆工技法“汉夹纻”的恢复等，拉开了近现代福州漆艺外销史熠熠生辉的序幕，让福州脱胎漆器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通过参与全球博览会赢得盛誉，其神秘的工艺让卢浮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世界顶尖艺术机构对其如获至宝，推动中国漆艺进入国际主流文化的视野。2025年香港巴塞尔艺术展中，一组漆屏风惊艳亮相，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策展人和收藏家的目光，这意味着漆艺的东方美学当代转向与世界性的传播方兴未艾，也意味着传统工艺与当代艺术观念实现了互文流动，东方审美特质中的自然意象、禅宗精神与西方极简主义、抽象表现主义之间存在微妙的场域共振，大漆在多元语境中成为可被理解的“世界语言”。漆艺材料本身所具有的东方文化特质，以及漆工技法的“慢创作”过程（制胎裱布、刮灰打磨、多层髹漆等）很好地回应了西方中心主义视野下“被长期遮蔽的东方”，有效推动东方材料符号从“异域奇观”向“平等对话”的转变——大漆依然是传播东方文化精神的天然媒介。
17、18世纪西方巴洛克和洛可可时期，以及19世纪的印象派时期，因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东西方贸易往来更为频繁，西方曾一度掀起“东方热”，瓷器、漆器、丝绸等成为这一时期西方贵族阶层争相追逐的奢侈品。这些东方元素始终作为“异域符号”存在，以浪漫主义的写实手法不断出现在这一时期西方油画作品中，如詹姆斯·麦克尼尔·惠斯勒《孔雀厅》、爱德华·马奈《吹笛少年》、扬·斯特恩《快乐的家庭》等，画中的这些东方器物满足了17世纪欧洲对“东方”的猎奇心理和模糊想象，然而，因其与真实的东方文化存在一定偏差，可视为“同质化的异域”。问题在于，这些东方器物中的漆器出处源自哪里？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漆工技法成熟于明清，彼时民间漆器生产同样兴盛，苏州、扬州、福州是这一时期漆艺设计生产中心。这一历史阶段正对应了西方大航海时期。福建在地文化的异质性、多元性，为福州漆器提供了兼收并蓄的图像资源和源源不断的视觉感知，恰好满足了西方对“东方美学”的无限想象。法国篷巴杜夫人等贵族名流不仅收藏福州漆器，还将其作为室内装饰的核心元素，甚至带动了欧洲“中国风”艺术运动的兴起。
福建漆艺的全球性传播与在地实践，是物质技艺与文化观念互动的典型样本，其流动轨迹构成一部跨区域国别的“文化生态史”——既需通过美学理论阐释东方漆器参与去魅欧洲关于东方的“他者想象”，也需依托考古学、艺术学等解码器物背后的技术传播路径，更需借由人类学、社会学剖析漆器作为“文化中介”在不同文明语境中的意义重构。这种跨学科视域下的研究，使福建漆艺超越了单纯的工艺范畴，成为解析全球文化生态中“在地性”与“全球性”的物性文本，以呈现物质文化在跨区域国别的流动中形成“混杂性”文化生态与全球性对话的内在文化机制。
（作者单位：闽江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