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社会：互联世界中的公共价值》（简称《平台社会》）由荷兰数字社会研究权威何塞·范·迪克等撰写。全书分为七章，每一章都聚焦于平台社会的一个关键领域。相较于同类著作对经济效率的强调，该书独树一帜地将“公共价值”作为分析核心，尤其第四章对优步司机的劳动权益分析，为我国2000多万平台从业者的社会保障问题提供了镜鉴。此外，作者所构建的偏见检测模型以及所揭示的平台数据“准公共品”特性为新福利经济学研究提出了“数字公共品的供给困境”“算法歧视的福利损失”等新议题。
该书的一大显著特点是巧妙融合了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传媒学等多学科理论，构建起一个全面而立体的分析框架。在分析平台对劳动组织的影响时，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揭示了平台如何通过算法和规则设计，实现对劳动者的控制和剥削；从社会学视角探讨了这种劳动组织方式对劳动者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的影响；从传媒学视角关注平台在传播劳动信息、塑造劳动者形象方面的作用。通过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我们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平台社会的本质和运行机制，不仅拓宽了研究的视野，也为理解平台社会的复杂性提供了更为丰富的理论支撑。
该书通过深入剖析优步、脸书等具有代表性的平台案例，生动展现了平台如何巧妙绕过传统监管体系，对公共价值（如公平、隐私、劳工权益等）构成挑战，也引发读者对平台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刻思考。对现实案例的分析，让读者可以看到平台在追求商业利益的过程中，如何忽视了公共价值，如何给社会带来了负面影响，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反思和改进平台社会治理的契机。
该书还指出美国科技巨头以追求商业利益和创新为核心，倡导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在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往往忽视了社会公共价值，而欧洲社会福利体系更注重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和社会公平，对平台经济的发展有着更为严格的监管。这种全球比较的视角，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平台社会治理的异同，也为我国平台社会治理提供了有益借鉴，既可以从欧洲的经验中学习到如何在保障平台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对社会公共价值的保护，也可以从美国的做法中吸取教训，避免在平台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类似的问题。
该书第四章“城市交通”部分深入探讨了优步等平台对劳动组织的颠覆性影响。作者指出，平台将司机归类为“小微创业者”而非雇员，以此规避了社会保险、最低工资和集体谈判权等传统劳工保障。这种模式虽然赋予了劳动者一定的灵活性，但却导致他们陷入了无社会保障、工作不稳定的困境。
优步通过算法激励司机延长工作时间，却无需承担雇主责任，将社会福利成本转嫁给了公共财政。司机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不得不长时间工作，但他们的劳动权益却得不到保障。一旦发生工伤、疾病等情况，他们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而且，由于平台对司机的管理缺乏规范，司机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也难以得到保障。这一分析与我国平台从业人员的现状高度契合。据统计，我国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已超过2亿，但参保率却不足20%。许多平台通过劳务外包或众包模式规避社保缴纳义务，使得劳动者面临工伤无保障、养老无积累的风险。外卖骑手在送餐过程中面临着交通事故等风险，但由于没有参加工伤保险，一旦发生意外，他们将无法获得应有的赔偿。网约车司机在退休后也面临着养老无着落的问题，因为他们在工作期间没有积累足够的养老金。
针对这一问题，该书为我们改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以下启示：
第一，明确劳动关系界定。通过立法明确平台与从业者的法律关系，将符合实际雇佣关系的劳动者纳入社保体系，为劳动者撑起法律保护伞。该书分析了欧盟法院已裁定优步司机为雇员，享有全职福利，这一案例可为我国提供有益的参考。我国可以借鉴欧盟的经验，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平台与从业者之间的劳动关系。对于那些工作时间、工作内容、劳动报酬等方面符合实际雇佣关系的劳动者，应将其纳入社保体系，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同时，加强对平台企业的监管，防止平台企业通过合同条款等方式规避劳动关系。对于故意规避劳动关系的平台企业，应给予严厉的处罚，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第二，探索灵活参保新模式。借鉴书中提到的“平台合作主义”理念，探索灵活就业者的分层参保模式。如浙江省推出的“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由平台按单缴费，覆盖骑手工伤风险，这种创新模式值得我国进一步推广和完善。可以根据不同平台从业者的工作特点、收入水平和风险程度，设计多样化的社保参保方案。对于工作时间较长、收入较高的从业者，可以要求他们参加更高档次的社保，以获得更全面的保障；对于工作时间较短、收入较低的从业者，可以设计低档次的社保参保方案，减轻他们的缴费负担。同时，还可以鼓励平台企业为从业者购买商业保险，作为社保的补充，提高从业者的保障水平。
第三，构建多方共治新格局。政府可通过税收杠杆或数据共享协议等方式，要求平台承担部分社会保障成本。例如，圣保罗市提案要求出行平台购买“信用额度”以补贴公共福利，这一举措可为我国的平台社会治理提供新的思路。政府可以根据平台企业的经营规模、盈利情况等因素，制定合理的税收政策，要求平台企业缴纳一定比例的社会保障费用。此外，还可以通过数据共享协议，要求平台企业提供从业者的相关数据，以便政府更好地了解从业者的工作情况和保障需求，制定更加精准的政策。同时，还需要加强政府、平台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形成多方共治的格局，共同推动平台从业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
第四，推动公共数据治理。该书强调平台垄断数据加剧了权力失衡的缺陷。我国可推动政务数据与平台数据互通，为社保精准覆盖提供支持（如通过出行数据识别高危职业群体）。政务数据包含了大量的公民信息，平台数据则记录了从业者的工作行为和轨迹。通过将这两类数据进行整合和分析，可以更加准确地识别出需要社会保障的从业者群体，提高社保的覆盖率和精准度。例如，通过分析出行数据，可以识别出那些工作时间长、工作强度大的网约车司机，将其纳入重点保障对象；通过分析外卖平台的订单数据，可以了解外卖骑手的工作区域和工作量，为他们提供更加合适的社保参保方案。当然还需要加强对公共数据的安全管理，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保障公民的个人隐私。
《平台社会》一书为构建“以人为核心”的数字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参考，对于推动我国平台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在平台经济的未来发展中，我们需要以公共价值为核心，加强对平台社会的治理，引导平台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实现平台经济与社会公共价值的协调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让数字时代的平台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