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是人类精神栖居的地方，安放着个体的回忆与梦想。闽南作家蔡崇达在其系列作品“故乡三部曲”中以东石镇为锚点，通过海陆兼备的自然环境、可游可居的人文景观、生生不息的乡邻故事，使得故乡在字里行间摇曳生姿，使得故乡成为构成灵魂、命名灵魂、安放灵魂的地方，而蔡崇达强烈的乡土认同与地方依恋之感也在充满温情的叙述中得到生动的体现。
《草民》开篇讲述了东石镇的地理位置：背靠丘陵，面朝大海。海陆作用下产生了肥沃的滩涂与静谧的沙滩，并在作者充满哲理的叙述中成了生命出世、成长与消逝的场所，东石这一方水土也因而具备了自然的灵性和精神。东石的海是双面的，既富有乐趣，又给人带来磨难。坐在海边静观，极目远眺是碧海与晴空相互映照的美景，还可“享受着海风亲昵的抚摸”“享受着包裹住我的庞大的湛蓝”，正如那些在港湾里休憩的渔船，拟人状的海洋以“抚摸”与“包裹”尽情散发她的母性，化入海上清风之中的栖居者如同回到了温暖的母体之中，得到了一种与自然共生同在的安然之感。深入海中，海洋则展现出他的暴戾与残酷，然而这条通向远方的道路尽管充斥着咸腥与苦涩，却也盛载着憧憬和希望。作者在书中刻意回避了海上的苦难，却通过返航后对人物行为的追溯呈现了大海对人的磨砺：黑狗达的父亲在家庭生活拮据之时外出当海员，三年以后终于回乡建成了母亲梦想的房子；杨万流被掳台湾又找机会跨过大海来到马来西亚，后打拼出了自己的养殖场；西来随船来到马来西亚，从杨万流的养殖场做起，再到货运公司帮人算账，最终成立了马来西亚最大的出口物流公司。闽南地域特殊的台风气候与那些“看台风的人”更铭刻下了东石地域超越性的“海洋精神”，极端的情境唤起了人本能的生命意识与抗争力量，而历经狂风暴雨的冲刷，迎来的便是灵魂的新生。如果说故乡的海洋在共时性上给灵魂提供安居与探索的不同选择，那么故乡的土地则在历时性中承载着本地的文化记忆，确保每一个灵魂都有家可回。
闻着泥土的清香，走在古老的石板路上，目之所见是簪花的老者，耳边响起的是打鱼车队唱起的闽南语歌，这片有些潮湿的栖居地，却给人以无限的亲切与温暖。以土地为媒介展开的祭扫活动更引发了人们深刻的依恋之情，通过与土地的亲密接触，集体的情感得到维系，文化得到重塑，那些将要断裂的过去也将继续传承下去，灵魂得以在土地的感知中重新收获对地方的认同，寻找到自己在传统中的位置。因此，东石的土地既有物性也具备着神性，物性的土地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之需，维持人类生生不息的命脉；神性的土地则散发着超自然的神秘气息，让人的灵魂有所依附，精神得到洗礼。土地定义了故乡的形貌，也成了人们的来处与去处，一种安稳性的“土地精神”成了作者故乡书写的落脚处。如上，作者笔下的海洋与陆地不只是作为地点的单纯自然，更带着灵性、物性与神性，成了独特的地方精神，最终构成了东石子民的灵魂底色。
构成社会环境肌理的家宅与庙宇是人为建构的产物，家宅直言了物质意义上灵魂的栖息地，使个体的身份名姓在故乡中被长久地固定，而庙宇则在转喻中成了灵魂在精神世界的庇护所，神灵成为东石子民共同的情感容器。东石的家宅总是直接以人命名，在《命运》中作为核心空间的阿太家凝聚了阿太近百年的生命经验，其不仅作为一处物质建筑的外景，更成为与人同在的内景，她自知：“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和我的人生长在一起了。”临终前，阿太在院子里整理收藏的老物件，其上都散发着回忆的光晕，与自我融为一体的家宅于是累积着记忆的重量，不仅成为切身体验的居所，更达成了灵魂栖居的诗意状态。而黑狗达家则承载着母亲对亲人最热烈与纯粹的感情，对于丈夫，“她想让父亲发起的这个家庭看上去是那么健全和完整”；对于儿子，她留下了“有个可以回来的去处”，这座家宅因此在过去与未来的双重时间序列上发生作用。回忆里的家宅如同纪念碑，铭刻着家庭的艰辛与快乐，家宅中所储存的父亲的痕迹成为父子二人亲情与思念的见证，而母亲以梦想构筑起的现实家园则成为内心深处永恒的避难所，家宅本身也在与地方的连接中成了故乡的同义词，进一步帮助离乡之人构建了对地方的认同。
“故乡三部曲”自然非一时之作，不同的写作时期影响了蔡崇达书写的形式与篇幅，但文本重心却始终集中在人物本身，在蔡崇达看来，“回到所有人里去，便是回到了家里，回到了故乡里”，灵魂最好的安放之处既非作为自然空间的海洋与陆地，也非呈现社会状况的家宅与庙宇，而就是那些与故乡同生共在的其他灵魂之中。于是在“故乡三部曲”的书写中，生活在东石镇上的人们构成了最核心的部分，对于他们而言，故乡是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其作为心灵的庇护所带来安全感，作为社会的纽带给予归属感，作为自我的镜像更存有身份的认同感，凝结着他们始终生生不息的状态。
“故乡三部曲”中的女性人物谱系构成了东石子民的典型，《命运》中的阿太扎根于东石小镇，她的生命与这片生养她的土地同频共振，生长在土地之中的地瓜成为阿太人生的总体化象征。高产且适应性强的地瓜能够在沿海盐渍深重的红土地上生长，正如阿太始终坚定地生存于乡土之中，少时背负着无子无孙的诅咒却最终子孙满堂。文本中的其他女性角色也同样上演着自我的故事——文中的母系集群书写着时间境域中的血脉温情：文展的母亲总是默默支持守候着文展，时刻关心文展的心理状况；如猛虎般的祖母们为了拯救遇难的子孙们，义无反顾地前往普陀寺求取头香，即便浑身泥泞、遍体鳞伤甚至失去尊严也毫不在乎。另一系列女性谱系则是男性缺席后屡遭变故的未亡人，她们的独自前行中反映了地方风土的坚定与质朴，生活美满的秋姨生下痴呆儿不久后丈夫离世，她却执着地与天对赌扛起整个家庭；曾为贵妇的应莲在丈夫阿目带着家人和财产逃离后依旧坚守在东石还债，她的水果摊具备着令人感动的体面。如是，那些书写中出现的灵魂再次构成了故乡，而这故乡恰恰成了构成与安放灵魂的地方。
作为当代乡土书写的“故乡三部曲”，既不着重离乡者的沉痛批判，也不强调还乡者的深刻寓言，蔡崇达始终聚焦故乡的人，以自我的依恋书写地方的史诗，乡土的情怀在笔墨流转间永续，而每一个故乡的灵魂都在彼此中找到了最终的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