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地处东南沿海，濒临台湾海峡，拥有兴化湾、平海湾和湄洲湾三大天然海湾。自隋唐以来，莆田海上运输发达，海外贸易频繁，是过往商舶的重要停靠口岸。

灵川镇东进村（古称东汾）位于湄洲湾北岸，宋代该村后港是内海的一个繁华港口，也是莆田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出发地。因地处内海，这里是个天然避风港，常见风帆点点，车马不断，挑夫如织，客商云集。港内装运陶器的货船往返不绝，一派繁忙。港口北岸建有一座石塔，五层，实心，六角形，古朴典雅。石塔乃是后港的航标，为出入海港的船只指明航向。遗憾的是，石塔于清代倒塌，尚存一块六角形的塔刹，每面刻有一尊宋代风格的坐式佛像。20世纪六七十年代，莆田沿海兴起围垦造田，后港通往内海的入海口逐渐消失，成了田地。港口也不再是港口，仅剩下狭窄的一条小河道。

后港的历史，可从东进窑址溯源。相关资料记载，东进窑址就在后港垄口山。遗址系一坡地，呈南北走向，长300米，宽50米，陶片散布范围约1.5万平方米，堆积层厚约0.6米至0.9米。1958年，福建省考古队来该村考察和发掘，采集到的陶片有瓶、尊、罐、陶豆、碗、碟、盏等，以及完好的尊和瓶，呈灰白色、黄褐色或酱色的粗陶器。经鉴定该村为宋代陶窑遗址，并挂牌保护。

有陶的地方，必然承载一段历史。因为一个地方的陶，总是贯穿了一个地方的文明史。只是藏在该村民房地基或小道下的陶窑遗址早已无处可寻，仅有随处可见的陶片罢了。

垄口山是座位于后港北面的小山岗，四周全是优质的高岭土。其北侧是紫璜山，山上林木茂盛，郁郁葱葱。有柴林，有水源，有高岭土，制陶条件得天独厚，因而宋代东进陶业迅速发展。小山坡上陶窑林立，形成陶窑群。兴旺时，窑群烟火不绝，窑工日夜忙碌，赶制大量陶器。

一尊陶，胎体斑驳、光滑、模糊，甚至缺损，都是光阴的见证者。因为它们承载了泥土的平凡和自然的禀赋。站在一面满是南方红壤和破碎陶片的土墙前，我们仔细察看陶器残品。无规则的碎片参差不齐，仿佛一张张写满痛苦的脸庞，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展示生命的迷茫。那是不知哪个年代出土的陶片，那样孤独，不堪一击。当我们靠近时可以零距离感受那遥远的气息。

这面久经风雨侵蚀不倒的陶片墙，左右两侧是密集的小陶片。有了这些陶片为墙骨保护，墙体才会遗存下来，虽然不知道是哪个年代的。至少说明一点，以前，先民盖房用陶片增强墙壁的牢固性，就像现在的钢筋一样。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当时制陶业的发达。

制陶是一种靠近生活、找寻生活的智慧。当时垄口山有多座窑，我不知一口窑有多少窑工，年可产多少件陶窑，但只要你来到这样的地方，完全可以想象当时生产场面的壮观。

从一粒粒土壤，到一个像模像样的陶坯，经窑火的淬炼，终成陶器。那是岁月与火共同打磨的杰作，可以说是一种折磨，一种升华，一种成熟。其实，从土壤到一个具有实用价值或富有象征意义的陶，那是一场土壤与烈焰共舞的过程。没有经历这一遭，陶器难以坚硬和富有质感。眼前，一座已被房屋占领的小山丘，有的被垦复为耕地，种上花生、番薯等旱地作物。只有田地间或水沟处零星地露出少得可怜的陶片，顽强地展示自己的存在，年复一年。这里出土的大量陶窑产品除了供销本地之外，还从后港出发，用货船运出湄洲湾，销往东南沿海各地以及东南亚各国。

出海，是一种选择。这在窑工们热火朝天地拉坯练泥时就开始，一刀一划，一切一堆……在泥与火的亲近中，一件件陶器从他们粗糙的手中成品，沿着海路走向大洋，走向另一个世界。

远涉南洋，那是一种文明的壮举，更是一种文化的自信。昨天已成历史，从这里出窑的陶器，方志记录甚少。厦门鼓浪屿郑成功纪念馆有一个萝卜尊，与东汾宋代陶窑制作的一模一样。2002年11月18日，一位陪同日本访问团的福建省陶瓷专家发现，菲律宾有中国制作的陶质萝卜尊。由此，足以证明后港也是莆田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出发地。2004年，北京大学文博院刘敬宗教授和一名研究生为编写《中国元代手工业辞典》，特地前来村里古窑址考察，并作出该窑址发掘的一个砖陶瓶为唐宋年代的鉴定结果。

或许是宋代简约质朴的审美观，让一件件陶器别有韵味，其功能、形状、纹饰凸显时代特征。信手捡起一块破损不全的窑片，或萝卜形或瓶形，映入视野的是远古稚拙的线条和充满气孔的“面容”。简单的纹饰十分厚重，焕发泥土的芬芳却又脱凡不俗。

陶器出海是一段历史，一段海丝记忆。沧海桑田，依然古意盎然，拙朴可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