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陪照护作为一项民生工程，当我们在更多考虑制度设计、服务质量和收费标准等层面问题时，福建省引进高层次人才、福建省抗癌协会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美国ECFMG认证医师刘剑锋给出另外一个角度的思考。

刘剑锋表示，免陪照护的理念和实践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他认为，西方文化强调自我负责和独立性，子女成年后，父母在经济和情感上相对独立，照顾病人更多认为是专业机构的职责。在欧美国家，患者和家属默认相信医院系统的专业能力，乐于将照护责任移交，自己则扮演情感支持的角色。

但在传统孝道文化深厚的中国，“孝”为百行之源，照顾父母和生病的家人，是子女表达孝心最直接和最重要的方式。家属认为“不陪护”，会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和内心愧疚。患者也可能因子女不陪护而感到被冷落，缺乏安全感。

“中国更信任基于血缘和人情的关系，有些人对现在的护工信任度不足，担心其不尽心、不专业，家属亲自守在床边，才能确信患者得到了最好的照顾。”刘剑锋表示，“免陪可能被部分家属解读为医院推卸责任、阻断沟通，也担心患者的病情变化和诉求无法被及时、准确地传达给医生。”

对此，刘剑锋建议，在宣传定义上不要让老百姓认为是“禁止陪护”，而是定位在专业照护为主、家庭情感为辅的新型照护模式。强调其目的是解放家属，让他们从繁重且不专业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更好地扮演情感支持者、决策参与者的角色。建立灵活的探视陪护制度，推行有限陪护，允许家属在一些关键或特殊时段进行探视，如患者早晚洗漱、进食等时间，既满足情感需求，也保证医疗秩序。

此外，可以借助信息化的一些手段，提供可视化服务，如通过视频或其他方式，让家属能远程了解患者的实时状况和护理细节，建立家属沟通会，由主管医生或护士系统介绍病情和治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