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漳州月港的岸边，江水依旧东流。风从海上吹来，仿佛还带着昔日的讯息——正是这样的风，曾鼓满帆篷，把平和窑的青花瓷从花山溪一路送至阿姆斯特丹。

1603年，荷兰船只在马六甲海峡劫获一艘葡萄牙商船，船上满载中国青花瓷。这批精美的瓷器被运往阿姆斯特丹拍卖，几乎轰动了整个欧洲的上流社会。因不知其来历，它们便被称作“克拉克瓷”。直到20世纪末，人们才为其寻到了故乡：福建平和。

我曾在平和窑捡到一块瓷片。它小小的，斜插在泥土之中，一角露出泥土，洗净后竟露出淡雅青花，有种纯朴之美。这小小的碎片，宛如一个历史的触点，将明末清初的平和瓷轻轻拉回眼前——青花、彩绘和素三彩，当年三大瓷类，仿佛仍在窑火中流转。

说到平和瓷，不得不提平和窑。数以百计的窑口分布于平和这方热土，不仅是阶梯式夯筑的风景，还钩沉起平和窑当年的繁荣身影，给人留下许多遐想的空间。

平和窑的兴起，绕不开王阳明。当年他奉旨到闽粤赣边界平定暴乱后，意气风发地行走在崇山峻岭之间，回望的目光中有种若隐若现的忧虑。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朝廷批复同意设置平和县，王阳明留下部分兵丁驻守。随着江西籍官员和工匠的到来，景德镇的烧瓷工艺在此落地生根。

明万历年间，景德镇因原料危机和横征暴敛之苦，窑烟几近熄灭。而当时外销市场需求强劲，荷兰东印度公司屡至漳州大批收购瓷器，平和窑趁势而起。

数百处窑址，分布在九龙江支流花山溪及其小支流的两岸山坡地带。取土、临水，兼得航运之便——平和县是漳州多条河流的源头或干流所经，南胜、五寨等窑口的瓷器，可经花山溪直下月港，或陆运至漳浦旧镇转汕头上船。从此，平和瓷踏上海路，远渡东南亚、欧洲、美洲、非洲等国家和地区。

平和瓷的身影，零星闪烁在历史文献的字里行间。刊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的《平和县志》载：“瓷器精者出南胜官寮……”这里的“南胜官寮”即今日的南胜窑址。至明万历元年（1573年），《漳州府志》亦评：“瓷器出南胜者，殊胜它邑，不胜工巧，然犹可玩也。”寥寥数语，足见其当年品质。

倘若没有“海禁”，也许月港依然繁华，也许平和窑的窑烟依然是风景。但历史不能假设。一项以稳固统治为优先的政策，足以改变许多，月港衰落了，平和窑的窑烟也熄灭了，就像一首歌，戛然而止，在历史的巷道中渐行渐远。平和县文物专家杨征在《平和窑》一书中写道，平和窑烧制的鼎盛时期为明代万历至清代顺治之间。平和美术家黄堂生的美术作品《十里窑烟》则是另一种传递。

曾经相当长的岁月，这些瓷器深埋于故乡荒草之下，与阿姆斯特丹再无交集。而在外声名鹊起的青花瓷因为无法对接来自平和的家乡生命密码，不得不流落他乡，以“克拉克瓷”“汕头器”“吴须手”“吴须赤绘”“交趾香合”等名字漂泊江湖。

学术界的追寻、考古者的发掘、本土的探索，平和瓷的回家之路尽管漫长，但没有中断过。1999年，它入选“福建考古十大发现”。闻讯而来的日本学者团，在窑口前长跪涕泣——他们找到了陶瓷谱系中失落的一环。

“克拉克号”贸易商船复活了一种传说，在平和窑青花瓷的身影回旋在不同场合的时候，2012年，沉船“南澳一号”让这种传说更为厚重。平和窑、平和瓷屡屡在专家学者、播音员的口中出现，冲击耳膜。无论是电视画面，或者观看实物，平和瓷那温润的质感、典雅的色调不仅仅是古、雅、趣的感觉，更是心境平和的催化剂，总能让人在面对的时候意境悠远。

曾经的平和窑窑烟，只能如故事传说一般，回旋在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