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巫位于今马来西亚沙捞越州，是一个闽籍华侨高度聚居的城市。最早到达诗巫的福建人是漳州和泉州地区的侨胞。据《诗巫漳泉公会创会八十五周年纪念特刊》记载：“来自福建海澄县的蔡志勇在1856年来到当时称为‘马林’的诗巫经商，较后结婚生子并落地生根。漳泉人善于经商可从诗巫在1871年已有60间店屋，且大部分是漳泉人所拥有得到佐证。”
此后又有许多漳泉人陆续从祖国漂洋过海来到诗巫，他们长袖善舞，依靠与诗巫本地的土著居民进行贸易营生，建立起了串联拉让江流域、古晋及星洲的商业网络。
紧随其后的是福州人。1900年，华侨领袖黄乃裳与沙捞越的白人统治者布鲁克签订垦殖条约，带领福州十邑的乡民远涉重洋，筚路蓝缕，拓荒开垦。福州人因种植橡胶园致富，他们携亲带友不断南下，逐渐成为诗巫最大的华人团体，所以诗巫又有“新福州”的美称。
在福州垦民的示范下，邻近的兴化（莆田）地区的首期移民于1912年到达诗巫，他们聚居在诗巫的后浦港开辟垦场，使“兴化芭”得以建立。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以漳泉、福州、兴化为代表的福建移民与广东、海南等地的华侨，以及诗巫原有的伊班、马来等民族一道辛勤耕耘、披荆斩棘，使得诗巫由一片蛮荒之地逐渐蜕变为拉让江畔的一颗耀眼明珠。
华侨筹赈运动是在中华民族面临深重危机的背景下，海外侨胞怀着赤诚的爱国热情，有组织地支援祖国抗战的宏大救亡运动。其核心是以财力、物力、人力及舆论全方位支援祖国抗战，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海外华侨不分地域、不分阶层、不分派别，共赴国难，形成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远在东南亚的诗巫华侨社群，虽偏处一隅，却以其高度组织化、全民参与的筹赈运动，为祖国抗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民国时期中国驻北婆罗洲山打根领事馆卓还来领事（1912—1945年，闽侯人，1989年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对诗巫的筹赈运动给予高度评价：“因各方合作，人才济济，主持人得人，办理成绩最佳，为本馆辖区之冠。”
诗巫华侨筹赈会的领导人多由德高望重的侨领担任。他们是横跨政府、商会、侨团、学界的枢纽人物，能够充分运用这些网络，积极动员各个领域的优秀人才参与筹赈运动，大大提高了运动的成效。
如筹赈会的第二、三届主席张宗罗（1877—1957年），出生于福建漳州的海澄，1889年南渡沙捞越。张宗罗独具商业眼光，经营顺盛号商行致富；1925年担任诗巫市政区第一届议会的议员，两年后成为诗巫全体华人的甲必丹。他曾担任诗巫中华小学的董事长，身兼诗巫诗鹅坡商务总会会长、诗巫永安亭大伯公会主席等职。
筹赈会内部实行了一种基于方言群体人数的比例代表制。沙捞越学者蔡思聪编辑的《战前诗巫筹赈运动史料选编（1937—1941）》一书中收录了一封1940年诗巫筹赈会通知各属社团选派代表参加第四届委员会的信函，其中提道：“兹查前届办法，系由本埠各属中心社团根据配定名额进行初选，计福州属十二名、漳泉属八名、广府属四名、客属一名、潮属二名、琼州属一名、兴化属二名、妇女部一名，合共选出本会委员三十一名。”
从该则史料可知，在筹赈会中各方言群的代表人数并不是平均分配的，而是依据各方言群体人数的多寡而定，形成了制度化的配额。福州方言群体因其庞大的人口基数，成为代表名额最多的团体。而筹赈会的主席向例由漳泉属的侨领担任，如第一届主席周玉麟及第二、三届主席张宗罗都来自闽南地区。推测这跟当时漳泉属的华侨南来诗巫的历史比较悠久、善于经营商业且经济实力雄厚相关。筹赈会根据各方言群人数的多寡、实力的强弱自行调整代表的比例，有利于增强筹赈运动的合力。
为了得到当地政府和其他民族对筹赈运动的支持和理解，诗巫华侨在开展重大活动过程中，事先向当地政府进行申请并注意遵守当地法律。1939年诗巫华侨筹赈会发布的第十七号公告提醒各分会举办演剧、游艺等活动，应事先报告并获得该会的核准方可举行，并一再告诫切勿私自行动以致违犯当地法律，妨碍了筹赈运动的大局。
为了构建与当地政府的良好互动关系，诗巫华侨筹赈会的许多成员也积极承担援助英国的任务。布鲁克王朝统治下的沙捞越，是接受英国保护与控制的保护国。1939年欧洲战事骤起，沙捞越政府全力支持英国对法西斯国家宣战。诗巫华侨筹赈会的领导人张宗罗同时兼任马来亚援英义捐会沙捞越第三省（诗巫）分会、沙捞越第三省援英战费筹备会主席等职。华侨在援助祖国的同时，也向英国捐赠救护车等战略物资。从现存的史料来看，华侨筹赈会所募集的部分款项，也会将其半数用于支持援英团体。
通过切实行动，筹赈会不仅获得了沙捞越政府的积极回应，更将这份善意扩散至当地其他民族，赢得了更广泛的协作空间。华侨利用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到访诗巫的契机，增强华巫两族的合作。筹赈会骨干成员刘贤任在《抗日期中诗巫侨胞的救亡动态》一文中回忆，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到来后，“影响所及，使华巫两族一反过去秦越的心理，随后就有数度马来人援助中英游艺会的义举作为事实上的表现”。
全面抗战爆发后，诗巫华侨筹赈会有组织地推行移风易俗的节约活动，以此汇集更多资源，增强抗战的经济实力。
1939年，诗巫华侨筹赈会发布第十五号公告，号召民众节约过节，将节省的资金用于筹赈祖国。通告写道：“查吾侨向例每逢旧历除夕、元旦诸节日，家家户户辄多不惜耗费巨资于征逐酒食、燃放纸炮等故事，甚或竞争多费，故示排场。习俗迷人，恬不为怪，实则此种陋习虚掷金钱，毫无意义……敬恳各途侨商实业殷户，发扬爱国精神，躬为侨众先导，属行节省，除夕元旦各种靡费，捐献祖国，完成抗战救国之大业，于家于国，交蒙福利，当仁不让，见义勇为，是所望于热心诸侨胞。”
筹赈会亦呼吁民众在婚丧嫁娶等红白仪式中一切从简，推行喜丧节约捐；还从日常生活细节入手倡导节约，通过“节省些酒烟茶费，买枝花儿救祖国”等通俗口号，将“节约助赈”的理念转化为民众的日常行为准则。
以往的历史书写更加强调男性华侨精英的领导作用。阅读史料，我们同样发现妇女与儿童在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诗巫华侨筹赈会的组织架构中，一个核心部门就是妇女部。她们组织合唱团，用激昂的歌声唤醒同胞；她们筹办义卖游艺会，将点滴所得汇成救国巨流；她们举办茶会，慰藉远方将士的辛劳；她们不辞辛苦，深入乡村宣传，将抗日的火种播撒到每个角落……由妇女带领、学童组成的“卖花队”，成为街头巷尾的动人风景。孩子们手捧鲜花、锦旗，在游艺会上奔走售卖，稚嫩的肩膀与纯真的呐喊，承载着一个民族不分老幼、共赴国难的决心。
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华校师生以知识为炬、以青春为薪，在另一条战线上默默燃烧。在诗巫，华校教师不仅成立“诗巫华侨筹赈会教师界分会”，更以笔为剑，在《诗巫新闻日刊》副刊《奔流》上挥洒热血文字唤醒同胞，还多次利用假期深入乡间，举办时事讲座，进行街头演讲。他们组建的诗华合唱团，成为筹赈宣传的主力军，以歌声将爱国思想从校园辐射至整个侨社。
学生亦不为人后，他们组织义卖、排演话剧，将零用钱、演出所得悉数捐出。1939年，一初中毕业班在班长的倡议下，一致决定取消毕业聚餐，将全部款项捐给抗日前线。这位班长正是后来成为中国肝胆外科之父的吴孟超院士。这笔以“诗巫光华初级中学1939届全体毕业生”名义寄出的捐款历经辗转，最终送达延安。更令人振奋的是，在毕业典礼上，学校收到了八路军总部以朱德总司令名义发来的感谢电。一纸电文穿越山海，印证了华侨的赤子之心与民族命运的紧密相连。1940年初，吴孟超与6名同学毅然踏上了归国抗战的征程。
据不完全统计，诗巫华侨筹赈会自成立到1941年12月诗巫沦陷，共募得捐款70万元，先后汇回祖国。诗巫华侨筹赈运动不仅是沙捞越华侨史上光辉的一页，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中不可磨灭的伟大篇章。
（作者单位：福建技术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