汀州自唐代开元年间置立州郡，山川既开，气化日盛。至于明代，嘉靖《汀州府志》谓其“人物迭出，甲科荐贡，济济锵锵。或建勋庸于朝廷，则曰名臣；或善政治于郡邑，则曰良吏；或以风节称，或以忠烈显，或以文学鸣，或以孝义著”。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进士梁乔，便是其中备受推重的一位，以其科名宦迹、忠烈孝义、儒素高洁，广为《上杭县志》《汀州府志》《福建通志》及《大清一统志》等所称道。
汀州知府多次为梁乔坚立牌坊：弘治八年（1495年），知府吴文度为举人梁乔立文鸣坊；弘治十五年（1502年），梁乔中壬戌康海榜进士，知府为之立进士坊、豸冠坊；梁乔任绍兴知府，汀州知府为之立五马坊。如此殊荣并不多见，但梁乔未见于《明史》记载，或许正因于此，500多年后的今日，其名跟无数历史人物一样，已隐入历史云烟。
汀州风俗自古以来“君子质直好义而恬于进取，小人愿悫少文而安于勤劳”。汀州属县上杭曾为旧州治，明崇祯《汀州府志》谓之“士勤学问而擢科名，女守贞烈而膺旌表。衣冠文物颇类大邦，礼乐诗书实多济美”。梁乔是典型的勤学问、擢科名、质直好义的汀州士人。
忠烈直谏
据清康熙《上杭县志》卷九记载，梁乔字迁之，号静轩，世居上杭县在城里。梁乔领弘治五年壬子（1492年）乡荐，及壬戌（弘治十五年，1502年）成进士。
正德初授刑部主事，当时同官疏劾宦官刘瑾不法，疏章数上，皆不报，梁乔独自面奏正德皇帝。皇上怒，命下锦衣卫狱。梁乔大呼曰：“臣得寝阉割竖逆谋，死且不惜，何辞于狱。”于是命枷于朝门外，过了很久，皇上怒气消了，梁乔才获释。后迁兵部郎中，出守绍兴，政惠民和。绍兴籍官员如状元出身的著名贤相谢迁、文成公王阳明以及王阳明的状元父亲王华等，皆称之为循良。
对此，明清《汀州府志》《福建通志》等亦有大体相同的记载。这些地方文献是否有炫耀乡贤而夸张之意？民国《上杭县志》卷二十五引清代杨澜《临汀汇考》谓，梁乔荷枷朝门之事，虽然不见于《明史》记载，但当时诸臣劝诫武宗引义力争，百余人俱枷跪阙下，晚而系狱，晨出暮入，见者为之泣下。杨澜之考论诚是。
明嘉靖《汀州府志》与清康熙《上杭县志》皆录梁乔进阶敕书。一为弘治十八年（1505年）十月初二日《敕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梁乔》，梁乔被选任刑部浙江清吏司主事，进阶承德郎，此时为弘治皇帝去世、正德皇帝即位之后；一为正德六年（1511年）正月十八日《诰兵部职方清吏司郎中梁乔》。从敕书可见，梁乔此前应该一直在刑部任职，为五品官，但不是一司之长，而后由刑部转任兵部，为职方清吏司郎中，“任总一司”，进阶奉政大夫。
清康熙《上杭县志》并录两道颁给其父母的梁乔任命敕书。从这些敕书来看，地方志记载的梁乔之事，有些细节未能确证，如独自面奏正德皇帝，以及“死且不惜”之语等，但与同官疏劾刘瑾、下锦衣卫狱等是可信的。明正德元年（1506年）诸臣疏劾刘瑾之事，正史记载只有一些名臣姓字，弘治十五年（1502年）才中进士的梁乔，当时还只是刑部主事，自然只能包含在“诸臣”当中而不可能显其名。
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伏法。正德六年（1511年）正月，此前被诬陷的大臣纷纷起复任用。明末谈迁《国榷》卷四十八记载：正德六年（1511年）正月丁丑，录前都给事中赵士贤、署郎中李梦阳等“皆刘瑾所诬陷者，至是悉录之”。梁乔也是在正德六年（1511年）正月转任晋升。显然，这次进阶是对此前梁乔参与疏劾刘瑾行为的嘉许。
民国《上杭县志》引杨澜考论又有按语，谓梁乔疏劾刘瑾之时与王阳明同官刑部主事。梁乔与王阳明确实同因刘瑾之事获罪，但比王阳明晚三年中进士的梁乔，其实未与王阳明同时共事刑部，只是与王阳明一样先后在刑部和兵部任职，经历非常相似。
王阳明于弘治十二年（1499年）中进士，弘治十三年（1500年）六月任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至弘治十五年（1502年）八月上乞养病疏，回家乡绍兴养病，因而未能与此后进入刑部的梁乔共事。
王阳明于弘治十七年（1504年）九月改除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正德元年（1506年）九月十月间，群臣上疏劾刘瑾，十一月王阳明上疏乞宥言官获罪，下锦衣狱，十二月二十一日出狱，杖谪贵州龙场驿丞，至正德四年（1509年）闰九月升庐陵知县。正德五年（1510年）八月，刘瑾伏诛。九月，致仕王华复原南京吏部尚书官。十月，王阳明进京述职，升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十二月升吏部验封清司主事。
尽管因父亲王华身份等原因，王阳明履历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但从他的这段经历，可以想象梁乔及同时受刘瑾事件影响的其他一些官员的情况。在刘瑾之事上，梁乔跟王阳明有着相同的主张、品格和经历。因此，虽然正德元年（1506年）他们可能还未相识，但可谓同声共气。
抚字惠民
疏劾刘瑾之事，体现了梁乔“劲毅而狷介”的性格，质直好义、忠烈履职的品质。正德七年（1512年），梁乔出任绍兴知府，则践行了儒家抚字惠民的为政理想。
梁乔任绍兴知府之时，王华致仕居于绍兴，两人多有来往。王华对梁乔评价很好，王阳明因而与梁乔有了交往。
约在正德十年（1515年）六月，任南京鸿胪寺卿的王阳明托弟弟王守文带给梁乔一封信：“治郡侍生守仁顿首，郡伯梁先生大人执事：家君每书来，亟道执事宽雅之度、镇静之德、子惠之政，越民脱陷阱而得父母，其受庇岂有量乎。庆幸庆幸。守仁窃禄如昨，无足道者……”从书信内容来看，此前梁乔应该给王阳明写过信，王阳明才会有“守仁窃禄如昨，无足道者”之言。
同年十月二十三日，王阳明又有给梁乔的回信：“治郡侍生守仁顿首，郡公梁老大人先生执事：老父书来，每道爱念之厚，极切感佩。使至，复承书惠，登拜之余，益深惭荷。郡人被惠益深，然公高陟之期亦日逼，念之每为吾郡之民戚然也。生方以多病在告，已三疏乞休，尚未得旨。冬尽倘能遂愿，请谢当有日矣……”
从中可见，梁乔当时已递交辞呈，将要离任。现存文献皆言梁乔出守绍兴有善政，可见王阳明书信中所言“郡人被惠益深”等并非礼节性敷衍。
时至于今，梁乔其人其事，已极少为人所知，其文亦极少留存。正德八年（1513年），梁乔在绍兴知府任上曾主持编刊陆游《渭南文集》五十二卷，现存于天一阁等处，有梁乔后序。此外，今在明嘉靖《清流县志》卷五中可见其《去思亭记》一文，乃应清流民众之请，表彰曾任清流县令九年的余祎之爱民廉介。
文中列举余祎功德，皆为保民恤民之事：“如四保李姓者，人诬强盗，侯为直之；在城刘姓者，人诬人命，侯为出之。他如贳征丁口误九十为九千，累祸不细，侯又为明辨之，谓之德，非欤？学宫灾，侯建之；二桥灾，侯新之；仓庾灾，侯构之。至于饥岁赈恤而先发后闻，而民始得甦，谓之功，非欤？”
文笔朴素，并无夸饰，其官员理想如斯。所谓文如其人，梁乔对余祎功德的褒扬，正可映照梁乔自己为人为官之品行。
爱日孝养
正德十年（1515年），梁乔递交辞呈，因为母亲曾安人年岁已高，请求归家奉养。梁乔离任，大约已是正德十年（1515年）冬末或十一年（1516年）初春。回到家乡孝敬母亲，备治甘旨，事事得其欢心。
正德十二年（1517年），王阳明因汀漳之乱率兵驻扎上杭，题其堂曰“爱日”。“爱日”源于先秦儒家经典中珍惜光阴以修身自励的表达，后来逐渐发展成为爱惜时日奉养孝敬父母、珍惜父母健在时光的意思，成为士人表达孝道的隐喻。
事实上，梁乔辞职归乡，虽为侍奉，但在朝政混乱的正德时期，定然有其不得不如此的难言之隐。束景南《王阳明年谱长编》据《式古堂书画汇考》录正德七年（1512年）王阳明致其父王华之书：“人臣以身许国，见难而退，甚所不可，但于时位出处中，较量轻重，则亦尚有可退之义……近甸及山东盗贼奔突，往来不常。河南新失大将，贼势愈张……府库内外空竭，朝廷费出日新月盛。养子、番僧、伶人、优妇居禁中以千数计，皆锦衣玉食……大臣趋承奔走，渐复如刘瑾时事，其深奸老滑甚于贼瑾……”
正德七年（1512年），正是梁乔出守绍兴之时。处于这样的政治环境，在京任职吏部的王阳明力图“改南都”，回到南方后，又告病“三疏乞休”，实有其人生短暂、岁月不居之忧，因而爱惜时日，欲以有限时光讲学论道，图圣人之志。所以，王阳明为梁乔题“爱日”，既是对梁乔孝顺母亲的赞扬，也是对梁乔归居田园“复得返自然”，可以珍惜时光读书论道的羡慕。
然而，当他们言及民生疾苦时，仍然忍不住满怀忧心：“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正德十二年（1517年）暮春，两人在上杭城南横琴冈南泉庵相会，梁乔携酒而来，王阳明即席赋诗：“山城经月驻旌戈，亦复幽寻到薜萝。南国已看回甲马，东田初喜出农蓑。溪云晓度千峰雨，江涨春深两岸波。暮倚七星瞻北极，绝怜苍翠晚来多。”
王阳明录以赠梁乔，诗后有跋：“雨过南泉庵，梁郡伯携酒来，即席漫书遂录呈。守仁顿首。”当时因为久旱逢雨，此诗表达喜雨之情，从中可见两人席间所谈，无非汀漳民乱与旱情，无非悯农惜民之事，可见两位士人拳拳爱民之心。
回乡侍奉大约12年，母亲殁后，梁乔哀毁成疾，因筑小楼谢客，20多年间，绝无干谒公门，终日坐楼中读书不辍，淡泊不异儒素，至60岁而卒。嘉靖年间，福建提学副使田汝成祀梁乔于乡贤祠，谓“吾以为后世劝也”。
由于梁乔闭门读书谢客，因而地方志少有言及他回乡后的情况，仅见民国《上杭县志》卷三记载：在风亭岭右出、地势较险的猴子额，邑绅梁乔沿途栽种松树，此乃便于行人之举。梁乔去世后葬于上杭将军地，明清历代上杭县设立乡贤祠、忠义孝弟祠，梁乔皆在祀。
梁乔身后颇为零落。民国《上杭县志》卷三十六记载：“梁公后嗣式微，故居在东城内面城，今其族属居此。堂中悬匾，上边小字直行曰‘阳明山人王守仁书’，大字横书曰‘爱日堂’。审其笔迹，不类文成，疑后人补作。又其封赠命敕，昔年为杨仲笙邑庠所得，据云绫织工致，厚如古钱，携至沪，古董家出价一百五十元，以先正遗物不肯卖，归藏于家……惨遭撕碎，四百年前古物，不获保存，惜哉。”
如今王阳明录赠梁乔之诗轴、王阳明致梁乔两通书信，皆存于上海博物馆，意其或即所谓“携至沪”者？此幸欤？非欤？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