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五年（1372年），琉球王国与中国正式建立藩属关系。琉球王国依托中琉朝贡体系与海上地理优势，迎来空前发展，成为“以舟楫为万国之津梁”的海上贸易强国。然而，琉球的富庶与繁荣，终究引来强邻日本的贪婪觊觎与步步蚕食。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日本德川幕府治下的萨摩藩悍然出兵侵略琉球，首都首里城沦陷，国王尚宁王及一众官员被俘，琉球国祚一度濒临断绝。
日本学界多将1609年以后的琉球称为“两属”时期，妄称其同时臣服于明清中国与日本幕府，此说实则混淆是非。不久前，以“琉球与琉球问题的历史考察”为主题的中国历史研究院学科融合系列研讨第8期活动在京举行，中国专家强调“琉球不存在朝贡意义上的两属关系”。琉球与中国的宗藩关系，奠基于平等自愿的文化认同与政治互信，是双方在礼俗相通、文脉相续基础上形成的稳定邦交；而琉球与日本幕府、萨摩藩之间是侵略与被侵略、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二者性质判若云泥，岂能混为一谈？事实上，直至被日本明治政府强行吞并前，琉球与明清中国往来的诏书、敕谕、表文、咨文等官方文书，以及国内各项政务记录，均沿用中国年号，以示奉中国正朔，始终坚守着与中国的宗藩体制。
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王国后，并未停下侵略步伐。为持续攫取中琉朝贡贸易的丰厚利润，萨摩藩胁迫琉球向明朝隐匿被侵略的实情，同时对其施以苛酷盘剥。明清鼎革之际，中琉朝贡关系一度中断，直至清康熙二年（1663年）清廷才派遣使臣册封琉球国王。这一中断，对处境本就岌岌可危的琉球而言，不啻雪上加霜。
国际局势的剧烈动荡，直接引发琉球国内权力格局的重大更迭。琉球国内亲日派势力趁机崛起，取代久米村士族掌控了国政。萨摩藩入侵前，琉球核心政务官职“法司官”由久米村士族郑迵出任。郑迵是闽人三十六姓后裔。明初，朝廷为帮助琉球通好中国，派遣一批华人移民琉球，即闽人三十六姓，其后代世代致力于中琉文化交流与外交事务。郑迵曾赴华留学深造，是中琉宗藩体系的坚定捍卫者，毕生矢志倡扬中华文化。萨摩藩入侵之时，郑迵在那霸港募集三千将士，誓死抵御敌军。然因琉球久疏武备、军力孱弱，强弱之势悬殊，首里城很快陷落，尚宁王及其宗室、郑迵等核心朝臣悉数被俘，一同解送鹿儿岛囚禁。
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秋，萨摩藩主岛津家久强逼尚宁王及群臣签署降书，书中颠倒黑白、歪曲侵略事实。面对萨摩藩的威逼利诱，郑迵始终坚贞不屈，既严拒签署降书，更厉声痛斥其侵略暴行。萨摩藩主见其刚烈难驯，以“沸油烹煮”相威胁，郑迵依旧神色不改，慨然赴死。
郑迵殉国后，亲日派势力正式执掌琉球国柄，推行旨在弱化中琉文化联结的“日本化”改革，肆意篡改琉球固有文化与历史叙事。清顺治七年（1650年），亲日派编撰琉球“史书”《中山世鉴》，在书中为萨摩藩的侵略行径张目，将其武力入侵归咎于琉球“未尽事大之礼”；郑迵坚守宗藩大义、殉国明志的忠义之举，也在该书卷首遭到无端贬斥。更为恶劣的是，亲日派蓄意炮制“日琉同祖论”，将琉球传说中“舜天王统”的渊源，伪造为日本源为朝之后裔，其根本目的在于攀附萨摩藩势力，巩固自身统治根基，消解琉球民众的中华认同。
屋漏偏逢连夜雨。世代承担中琉交流核心职能的闽人三十六姓后裔，即久米村士族，在这一时期人口锐减，整体陷入衰退。明万历七年（1579年），册封使萧崇业与副使谢杰出使琉球后，谢杰在《琉球录撮要补遗》中记载，当时久米村“三十六姓今所存者，仅七姓”。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夏子阳奉命出使时，闽人三十六姓后裔进一步缩减，仅存蔡、郑、林、程、梁、金六家，且“每姓子孙繁衍不盛”，人口规模持续萎缩，昔日繁盛的中琉文化交流枢纽渐趋凋敝。
内忧外患交织之下，琉球的处境岌岌可危。长此以往，琉球不仅将失去朝贡贸易这一生存依托，更将陷入国将不国的绝境。在此生死存亡之际，琉球王国发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华文化传播运动，正是有识之士为维系国脉、固守文化认同，所采取的积极主动的文化自强之举。
具体而言，琉球王国以中华文教为核心，多措并举推动中华文化在琉球落地生根、全面普及。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在久米村兴建孔庙；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在孔庙设置讲解师和训诂师，专门讲授中国四书五经，系统传播儒家思想；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在孔庙增设明伦堂，传授经学、诗文、表奏文、咨文等中华传统文化与外交文书技艺。
同时，琉球王国着力强化中琉文化交流的人才支撑，一方面恳请明清政府“补赐”通晓汉学之人，充实国内文化传播力量；另一方面，直接遴选国内“习熟汉语、精通学文者”或具备海上贸易经验的人才，补入久米三十六姓，既壮大久米村人口规模，更强化其作为中琉文化交流枢纽的核心职能，破解中华文脉传承人才断层的难题。此外，为加快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学习，琉球王国还组织编撰汉语口语教材，目前可考的琉球官话口语教材多成书于这一时期，成为中华文化在琉球普及的重要载体。
琉球王国在清代推行的中华文教活动成效卓著、影响深远，其深层价值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面向清廷，彰显“向化中华”之诚，坚定维系中琉宗藩关系，寻求政治庇护，借助清廷力量抵御日本的吞并野心，为国家存续筑牢外部屏障；其二，面向日本，构建自身文化话语权，以中华文化为依托，以文化共鸣削弱日本武力胁迫的威慑，抵御殖民文化渗透；其三，面向琉球国内，以中华文化凝聚国家认同，以儒家思想教化士民、巩固统治根基，消解亲日派的消极影响，让“奉中华正朔”的理念深植民心，维系国家的文化与政治主体性。
一系列举措取得了可喜成效。此前亲日派编撰的《中山世鉴》，经闽人三十六姓后裔蔡铎以纯正汉文重编为《中山世谱》。此书此后作为琉球王国正史代代增修，虽仍受《中山世鉴》部分叙事影响，但已确立中华文脉的正统叙事框架，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亲日派篡改历史的偏颇，标志着琉球官方历史书写重回“奉中华正朔”的核心基调。
18世纪中叶，琉球仿效中国科举制度，创设“科试”（亦称“科业”），将中华选官文化完整引入并落地生根。同时，琉球汉诗佳作频出、熠熠生辉，成为中琉文化交融的生动见证。更为深远的是，儒家忠节爱国思想深植人心，成为甲午战争后琉球志士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投身复国运动的精神内核，支撑着他们在国破家亡之后，始终坚守民族气节、自强不息。
琉球这场轰轰烈烈的中华文化效仿运动，早已超越了单纯的语言学习与文化模仿。在“外有强权窥伺，内有乱象丛生”的绝境中，琉球王国主动联结中华文化，以儒风为根基，以文化为盾牌，凝聚民族认同，抵御殖民侵略。中华文化不仅是琉球维系中琉宗藩情谊、保障朝贡贸易存续的“通行证”，更是其守护国家主权与文化根脉的“护身符”，在中琉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一页厚重篇章，也为今日我们理解文化认同的力量提供了珍贵的历史镜鉴。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