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赋的兴起与发展，标志着赋体生命力的持续。闽人作赋声名起于唐宋场第之间，于明清时期为盛，基本上代表了“唐无赋”论调之后的赋体“再发展”脉络。

《西京杂记》有载：“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也。”意指赋作家在创作上具有宏大的书写空间以及不可传教的天然气质。这是否为赋体创作者的自擂之辞？总观赋史，“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这些一流赋家名震一时，就连“诗圣”杜甫也要以进《三大礼赋》而干谒成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早将“诗赋”二体对举，已然证明赋体在古代文体中的重要地位，虽然二者在文学史中的地位时有沉降，但大体上保持了“前后相随”的情况。赋体地位在唐宋进士科考试“专试诗赋”中亦见一斑，这一科考制度无疑巩固了其官方文体地位。

唐前的福建由于远离中原，在汉文学创作上一片沉寂，赋体的创作也错过了重要的散体大赋（汉大赋）时代，就连六朝的抒情小赋与骈体赋也未能有实质参与。闽赋创作的破土时代，与中原文化持续南移、福建地区文教逐渐兴盛的背景密切相关，其标志性事件是闽士人在国家科举选拔上一鸣惊人，此时的闽赋凭借着以律赋体制为底的科举试赋而成为赋坛瞩目的新星。开闽文宗、泉州第一进士欧阳詹在唐贞元八年（792年）试《明水赋》，居贾稜之下，位列榜二。该年他另外一个强劲的对手叫韩愈。现今欧阳詹《欧阳行周文集》以赋体为卷首，录12篇，可见其个人在赋作上的成就。

闽赋创作及至晚唐，出现了以福清人王棨和莆田人黄滔、徐寅为代表的赋家，这三位与欧阳詹同是进士科考所成就的闽籍赋家。他们在创作上承欧阳氏余绪，并首次将闽赋整体提升至全国赋坛的瞩目地位。此三者亦为学界称“晚唐律赋三大家”。今人何新文先生认为：“（他们）缘于相同的文化渊源、时代氛围和文学好尚，他们的赋文学创作显示出不少共同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晚唐律赋的艺术成就和精神风貌。”拥有如此高的评价，主要是由于三人在赋体创作上并没有囿于科场试赋题材，而是如洪迈所言“多以古事为题，寓悲伤之旨”，多以“咏史”聚焦社会现实与家国处境。并且，闽地作家之间相互推重，形成了闽赋作家群体与闽赋独特的创作风格，由此称雄晚唐赋坛。

两宋时期，福建籍考生在科场中大放异彩，如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鼎甲前三皆为福建人（状元黄公度，兴化军莆田县人；榜眼陈俊卿，兴化军莆田县人；探花陈修，福州闽县人）。南宋莆田文人刘克庄以诗显名，但少时在临安以辞赋第一的成绩而补国子监生，其《后村先生大全集》中也存赋一卷。南宋试赋留存数量不多，但近几年回流中国的《大全赋汇》（永乐大典本）收录南宋试赋170篇，其中福州籍人士所作26篇、兴化（莆田）籍所作3篇，可视为“闽军”称雄两宋科场的一个缩影。

闽赋在明清时期逐渐走向相对衰弱，这并非指其创作数量的萎缩（实际数量与题材范围可能还有所拓展），而是指其在文学史上的核心影响力、创新活力及其作为科考显学的地位，随着赋体整体地位的沉降而风光不再，难以再现唐宋时期引领风骚的盛况。究其原因有三：一为明清大规模试赋活动的停止、对闽赋制度上扶持的丧失；二为赋体在明清时期与诸体一同达到创作数量与内容的繁盛状态，赋体不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三是赋体自身的发展演变。唐宋以来律赋体制的固化束缚了创造力，而明清时期赋体在复古运动影响下出现散文化倾向，虽带来一定新意，却也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其作为独立文体的鲜明特征。

多重因素作用下，赋体在明清难以抗衡诗体及新兴的戏曲、小说的强势地位。即便如此，闽士人仍旧热衷于赋体的创作，成为彰显其才华中的一种。如黄仲昭留有《中秋赏月赋》，杨浚《冠悔堂赋钞》录其赋作140余篇，才女薛绍徽留有《秦淮赋》《茉莉赋》，张亨嘉存赋30余篇，帝师陈宝琛留有《沧趣楼律赋》20余篇。

闽赋蕴含着福建籍士人对家国的关注，其创作上的主要特征形成于晚唐时期，表现为对政治与社会现实的关注。除了“晚唐律赋三大家”的咏史抒怀，南宋时福州人陈修在古稀之年作《四海想中兴之美赋》：“葱岭金堤，不日复广轮之土；泰山玉牒，何时清封禅之尘。”尽陈对恢复中原的渴望。杨浚《横海将军赋》也表现其“壮心未改，翘首九阍”的心志。福州最后一个状元王仁堪更是写了“志薄云霄不受解衣小惠，志伸廊庙何堪伴食虚名”（《志不在温饱赋》），表示自己不愿成为徒有虚名、钱权而尸位素餐的官员，满怀对家国百姓的一片赤诚。

明清时期的福建赋家开始逐渐从“考试热”中抽身，创作内容不再局限于科场命题，而是关注自身的生活环境。因此，有关闽地的风物、山水、人事成为闽赋家凸显身份特征与创作群体的载体。如杨浚《镇海楼赋》《澎湖吊古赋》分写福州镇海楼及澎湖，《西螺柑赋》写闽台盛产的柑橘，《水仙赋》写漳州地区盛产水仙。明初内阁首辅杨荣作《筠轩赋》，是为了向嗜好竹子的“三山”陈仲昌表达同好之意。“道光四子”之一的张际亮作《庭兰赋》写盛产于闽赣的建兰，《春雪赋》则写建宁首春的雪。赋体在闽籍赋家手中，成为赞美家乡风物、寄托情志的重要载体。

闽赋的发展历程，不仅是唐代以后赋体演进的重要体现，也是闽地文教崛起的关键表征。尽管陈绎所倡“律赋非赋”及李梦阳所持“唐无赋”等观点影响深远，成为后世对唐后赋体研究整体滞后于唐前的原因之一，但赋体本身始终随时代需求与社会文艺思潮而持续发展。闽赋在唐宋时期的勃兴以及在明清时期的题材嬗变，恰恰为研究唐后赋体提供了一条至关重要的脉络和可能的突破口。

闽赋的崛起，亦是福建地区书院兴盛与文教发展的显著助力，深刻反映出以书院为载体的儒教思想与官方文教政策对福建士人精神世界的塑造。正是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与教育背景所赋予的精神特质，构成了福建赋家作品能够被提炼、界定为“闽赋”的根本基础。    （作者单位：福建技术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