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长卷上，经济文化重心存在从北往南转移的历程。“政治·军事的北方”与“经济·文化的南方”成为近世中国的对应格局。然而就“文化”而言，学界对南方的研究多聚焦于江南地区，这无形中遮蔽了中国南方内部的巨大差异性与复杂性。
2025年1月，日本学者中砂明德著、吴淑敏翻译的《中国近世的福建人：士大夫与出版人》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它为我们重新审视近世中国文化史提供了新的视角。作者深入挖掘福建这一“非典型”的南方区域，指出其边缘位置与后发优势塑造了福建人的“双重面相”——他们既是面向海洋的商人船员，富于冒险；又是面向土地的士人，热衷科举。作者敏锐地发现，在宋代科举中，表现最突出的并非“江南”，而是福建。然而，福建人在朝廷的政治影响却与他们的科举强势极不相称。福建“科举强省”与“政治弱省”之间的反差，构成了本书探讨的核心问题。
作者将研究时段聚焦于南宋后半期和明代末期。一方面，这一时期遗存史料较为丰富，为深入研究提供可能。另一方面，这两个时期的中央政权控制力相对较弱，福建的地方特性与文化包容性更为凸显。此时福建士大夫言论独特，建阳出版活动尤为活跃。可以说，在此时期，福建引领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因此，为重新审视福建在近世中国的独特地位，作者以独到的研究思路、方法、视角与高超的文献整合能力，剖析了福建影响近世中国文化的动态进程。
在研究思路上，本书创新性地以“士人—出版”为框架，贯通政治与文化。全书以福建沿海士人的政治遭遇为经，以内陆建阳出版的文化实践为纬。第一部分聚焦于刘克庄、真德秀等福建士大夫。他们多出自福建的沿海区域。通过他们的言论和遭遇，本书分析了福建士人在全国政治文化格局中的位置和心态。刘克庄作为“例外中的例外”，其个人命运与莆田士人社会的兴衰紧密相连。他的境遇展现了福建士大夫是如何在中央政治斗争的夹缝中求生存，揭示了士大夫群体在现实政治中“闽人寡援”的挣扎。第二部分将目光转向常被忽视的福建内陆山区建阳的出版业。这是全书极具创新性的研究。作者将建阳出版置于科举背景下，通过精细的文献考证，细腻呈现书商、士人、地方官员间的互动。这一部分细致梳理了《资治通鉴纲目》《少微通鉴》等科举核心文本的编纂、刊刻与流变过程，揭示了建阳书商在塑造大众文化中的关键作用，有助于补全建阳出版史的历史拼图。本书有意叙述了沿海、内陆的地理差异形成了各自独特的人文现象。这既关注到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动态与仕途发展，又兼顾科举背景下大众文化的传播机制，为我们呈现了较为完整的近世文化图景。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以微观个案为切口，透视宏观历史进程。首先，在研究福建士大夫时，作者选择刘克庄为重点分析对象，对其仕途浮沉进行系统梳理。这不仅揭示了他个人在“梅花诗案”与“端平更化”中的挣扎，更折射出南宋后期福建士大夫群像在权相政治下的普遍困境：他们虽凭借科举成功进入仕途，却往往因地域背景、政治派系等现实因素，难以在中央权力核心中立足。这种个人命运与群体境遇的交织，使研究超越了单纯的传记叙述，升华为对南宋政治生态的深刻剖析。其次，在研究建阳出版文化时，作者对《资治通鉴纲目》进行了层累考辨。通过追溯该文本从朱熹未定稿到元代“七家注本”的形成过程，作者生动呈现了经典文本如何在士人阐释与建阳书坊的商业运作中被不断重塑，最终成为科举教科书的复杂机制。这一考证不仅涉及文本本身的演变，更揭示了知识生产与权力关系的交织。在研究《通鉴》的近亲——“纲鉴”时，作者选择了《大方纲鉴》与《玉堂鉴纲》两大具体文本进行比较研究。本书通过细致的史文比对，指出二者存在文本来源、剪裁策略、注解风格和编排逻辑的差异。这揭示了商业出版过程中处理文本的深入性与复杂性。由此可见，本书“以小见大”，以具体文本和人物命运为小切口，进而勾连政治生态、学术思潮与出版文化。这使本书既具有扎实的文献基础，又超越了单纯的文献考据，实现了对南宋与明末社会政治与文化的整体把握。
在研究视角上，本书以福建地方为基点，勾连全国之格局。宏观文化史易陷入中心化叙事，区域文化研究也可能因过度强调地方特色而忽视整体关联，但本书巧妙避免了这两种倾向。它既深入挖掘福建的地方特性，又始终将其置于全国文化格局中考察。福建虽然处于政治边缘，但仍积极回应科举制度、经典诠释、商业出版等全国性的文化议题，实现了“地方”与“中心”的良性互动。这种互动在建阳出版业的运作与成就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指出，建阳书商在商业出版领域展现出高超的策略，例如以余象斗为代表的余氏书坊的“一种书，多种卖法”。他们将同一部书的内核，包装成不同的书籍，灵活地占有市场。除此之外，大量增录“评林”也是一项策略。本书通过对比《大方纲鉴》《玉堂鉴纲》和《历史纲鉴补》在处理评语上的不同策略，揭示建阳书商在“评林”上的激烈竞争。凭借着灵活的商业出版策略，这些建阳本逐渐突破了地域限制，影响力辐射至全国。在市场上，以《少微通鉴》和后续“纲鉴”系列为代表的建阳本成为明代士子应对科举、获取历史常识的教科书。在知识传播上，这些书逐渐取代《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等原典。它们定义了大众的历史认知框架，甚至成为耶稣会士了解中国宏大历史的主要窗口，从边缘深刻地影响了主流文化的形态与传播。
在研究史料上，作者以文献版本为根基，展现整合考辨之功力。在文献记载庞杂且分散的情况下，作者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从大量出版史料与零散版本信息中梳理发展脉络，得以勾勒出建阳出版的文化影响力轮廓。为了厘清《少微通鉴》的成书过程，作者不仅辨析了元至治本、国立北平图书馆本的缩微胶卷（现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等实物版本，还批判性结合王重民等前人的研究，最终确证了该书在元代已存在并流传。这一结论有力反驳了《少微通鉴》为明代伪作的传统观点。这不仅解决了具体的文献学问题，更对重新评估建阳出版的历史地位具有重要意义。在重构《资治通鉴纲目》“七家注本”的形成史时，作者更是细致比对台湾、御茶水图书馆成篑堂文库等地所藏《文公先生资治通鉴纲目》。通过分析版本的卷端题名、识语，甚至是剜改痕迹和文本窜入，作者精准地揭示出建阳书商在文本汇编与流变过程中的关键角色。正是通过对版本异同、序跋真伪、文本源流的缜密辨析，作者才得以穿透历史的迷雾，揭示建阳出版业在塑造近世中国文化中的巨大作用。
本书的出版具有多重意义。其一，它冲击了以江南为中心的传统叙事框架，以福建视角展现近世中国文化版图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它让福建文化从历史的边缘地带走出，成为有思想、有创造、有传播力的鲜活存在。这有助于重新评估福建在近世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其二，本书对出版文化的研究，将物质文化史与思想史巧妙地结合起来。思想的传播离不开物质的载体，经典的形塑离不开商业的运作。建阳书坊发行的被鄙夷为“俗本”的出版物，恰恰是南宋至明代学术文化的重要支撑，是塑造近世中国人历史观、文化观的重要媒介。其三，本书通过分析福建沿海士大夫与内陆出版业各自承担的文化角色，向我们展现了如何通过细致的文献挖掘和敏锐的理论洞察，在文化强势区域之外重构文化格局。这为其他非中心区域的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此外，本书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中国文化”？谁在定义“中国文化”？我们熟悉的“中国文化”在多大程度上是后世建构的结果？传统上，“中国文化”往往被等同于精英文化、正统文化，而以建阳出版为代表的大众商业文化则被边缘化。总的来说，本书对建阳出版业的研究，不仅勾勒了一段产业史，更折射出近世中国学术风气、知识需求与商业运作的变迁轨迹。通过展现建阳出版业在知识传播中的关键作用，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文化是一个多元、动态的构成。中国文化既包括精英的经典诠释，也包括大众的商业传播。它既源于政治中心的权威论述，也来自边缘区域的创新实践。从这一角度来说，本书更是一把开启新视野的钥匙，帮助我们走出迷思，在一个更广阔、更复杂的文化历史上，看到一个更丰富、更真实的中国。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