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清举教授的《儒家生态哲学史》是一部探寻儒家伦理的生态根基的通史力作。本书从天人理解的反思角度，通过儒家生态哲学的天人关系论、生态共同体论、生态本体论、生态德性论、生态功夫论、生态境界论、生态范畴论的共时性理论框架建构并论证了儒家哲学本质上是生态哲学，体现了从“儒家对生态的伦理关怀”到“儒家伦理的生态根基”的哲学反思的深刻性；从思史互证的深化角度，从“儒家生态哲学元理论”到“儒家生态哲学史”，完成了儒家生态哲学历时性地从奠基、拓展、深化到本体论完成的哲学思想史钩沉，并拓展了哲学史料的宽度，开拓了儒家生态哲学的研究进路。
一般认为，中国哲学尤其表现在儒家哲学思想是伦理型的、充满人文关怀道德感的，虽然近年来生态哲学的理论越来越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但在中西哲学的会通转型中，儒家思想首先仍然面临着被质疑“伦理”何以为“哲学”的困境。在这样的处境中，基于人而跳出人伦中心的视域，从生态的角度揭橥儒家思想的理论内涵，引发对中国哲学的全新理解，无疑是大无畏地开风气之先。本书概括为“儒家哲学本质上是生态哲学。在儒家哲学中，与自然和谐是人提高精神境界，做到社会和谐的基础的、必然的和本质的要求；做不到与自然和谐，就做不到人自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这集中反思了一种对儒家思想理解的惯性思维逻辑：“天”只是“人”存在的背景，儒家是合于“人”的，儒家思想即使偶然触碰到了“自然”，也只是“儒家对生态的伦理关怀”，天地山川草木生生也只是人在弘道路上表达德性、建构社群、安身立命、继往圣绝学、为百姓立命的一种隐喻表达、一抹思想背景罢了。
乔清举教授的《儒家生态思想通论》《河流的文化生命》等研究著作和学术论文集中反思了这一惯性思想，《儒家生态哲学史》对此进行了总结概括，“生态维度并不是中国哲学的唯一维度，也未必是哲学家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或落脚点”，中国哲学的诸多命题“落脚于精神境界的提升，而不单纯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是，儒家生态哲学与国际生态哲学的根本指向具有一致性，都是对人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的本质探索与根本改变，生态的维度是中国哲学固有的、本质性的维度，“天人合一”首先是一种人寓居于自然的结构的揭示，“要求人从属于自然，服从自然规律；使自然作为人的思维和行动即人的存在的规范性参数或内在性限制”，这是中国思想不言自明的前提，更符合现代生态哲学的倡议；更为重要的是，“天人合一更深层的含义是人和自然具有同一性”。通过梳理并阐释“天人合一”的内涵在中国哲学史中不断被深化的哲学史发展进程，论证了价值与事实“在更高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统一”，这是儒家士大夫真正的安身立命的基础。
从本体论的角度看，以“天人合一”所表达的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具有根本意义，唯有上升到人与天地万物共通的普遍性，本体的普遍性才得以可能，换言之，离开了自然与天地万物探讨人的任何本性，都不具有本体性。人在自然的生机中获得生命的安然，一切共同体的纽带都基于一体相关的情感，人的生命存在状态、身心的和谐、家国的纽带、万物的一体，是一贯而内在相关的。中国哲学认为只有基于人与自然这个最大最根本的共同体的价值确信，人们对自我人性的化育、身心的协调、由家而国的每一个层次的共同体的情感纽带才是真实无妄的。美国生态哲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基于自然科学提出过，人类主体意识的诞生是在生态的刺激下产生的，是自然唤醒了人类的心智，“生物进化产生出人类是自然唤醒了心智；同样，从个体的发育看，个体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也是自然唤醒了心智。……生态的刺激使人类的主体‘我’诞生了”。深入探讨这些概念，对于我们理解儒家哲学的生态性，深化对于儒家哲学以至于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本书“既研究前人的具有生态意义的哲学观点，也探究哲学家进行思考时运用的论据的生态意义”。“生态意义”的究极处就是“生态本体性”，也就是“中国人本体性的生态存在”。
乔清举教授多年来的儒家生态哲学研究进路是从儒家生态文化、儒家思想的生态维度阐释，而深入到儒家生态哲学元理论的建构，再复建立儒家生态哲学通史，“史”与“思”互相证成。《儒家生态哲学史》可与《儒家生态思想通论》互读。这亦是本书尤为重要的特色之一。任何思想理论必然由历史生成，但是历史又必须由哲学思维的综括而真正为“史”，否则只是堆积的“史料”。从历时性的发展过程来看，本书将儒家生态哲学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先秦奠基时期。孔子、思孟学派、荀子都提出了生态哲学；孔子的生态哲学尤其具有典范意义。《国语》《礼记》等典籍也包含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第二个阶段是宇宙论扩展的两汉时期。汉代哲学家引入宇宙运行框架，为儒家生态哲学提供了一个宇宙论结构。第三个阶段是得到玄学深化的魏晋时期。王弼、韩康伯等人都对儒家生态思想进行了玄学改造，向儒家生态哲学注入了道家哲学的内涵。第四个阶段是唐代元气论发展时期。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从元气概念出发，进一步揭示了天人关系的美学维度等丰富内涵。第五个阶段是宋明本体论时期。仁成为天与人共同的本体，儒家生态哲学达到了德性与本体、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形成了“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论。宋明生态哲学是中国古代儒家生态哲学发展的高峰。本书通过论述确证了历史上儒家生态哲学思想具有的内在有机联系，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与诸子哲学、道家道教哲学、佛教哲学互动的儒家生态哲学思想史，形成了“史”的概念。
其实，对于中国哲学研究而言，一直是以“哲学史”的方法“做哲学”，以“通古今”的方式“究天人”。杨国荣先生曾有专著论述“史”与“思”，并试图将“史”之思上升为本体之思，或者说，提升中国哲学研究的“史学性”特征为“哲学性”特征，“以具体、真实的存在为指向，我的哲学探索在史与思的层面，都呈现‘具体形上学’的形态”。“思”与“所思”，哲学的历史与历史中的哲学牵连到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学科方法论问题。自冯友兰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写作的《中国哲学史》主张“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始，具有哲理性的中华文化的“实质”如何容纳进西方哲学的“形式”就一直是中国哲学学科发展的主线与理论探讨的核心。直接将中国之“思”塞进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中，而概括中国自己的“思”，即中国哲学自身的概念范畴体系，并以此重整中国哲学的“史”，以“自家之史”证明“自家之思”，则是中国哲学乃至中国学术建立自主话语体系的努力。“生态哲学”在其中可以扮演什么角色、起到什么作用？这不仅提供了一种理解中国哲学或者思想文化精髓的视域，它既意味着对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实质内容的发掘，也意味着对此“实质”内容如何进行表达的“形式”上的探索。
本书的努力不仅是一种生态领域的哲学书写，更是一种关涉天地草木生意对中国人生命存在的本体性作用的哲学诠释，它通过“史”的梳理勾连，提升概括了中国生态哲学自身的话语体系，反思了以西方哲学、西方文化为基础的，其中所涉及的权利、价值、理性、主体、客体、审美、德性伦理、规范伦理等方面的内容，以及严格、严密、严谨的逻辑论证方法。相反，儒家生态哲学中的仁、义、性、理、道、德等概念，尤其是德性修养的功夫论、境界论内容，则是西方哲学所没有的。换言之，本书首先确立了中国人的生态存在的“思”，继而通过较为完整的儒家哲学史的重新整理，证成了儒家生态哲学的“史”，“思”表现为民族哲学自己的概念、范畴、体系，也表现为隐喻、象征、汉语文字等精深而独特的表达；“史”不仅表现于历时性的论述中，而且在史料运用上，全书运用了甲骨文和《诗经》《尚书》《春秋》《左传》《国语》《周礼》《礼记》以及二十四史、历代学者文集、近年来出土的文献等材料，对哲学史研究不甚重视的陆贾、贾谊以及经学人物郑玄、何休与《春秋公羊传》，魏晋时期的王弼、韩康伯，明代的湛若水、徐光启等人的生态哲学思想，都进行了研究，扩展了传统儒家哲学研究的范围。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