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揭示书院精神

在书院兴起之前，中国人读书的处所往往名为“精舍”“草堂”“斋”。譬如唐朝林慎思在家乡福州长乐的读书处就叫“月楼精舍”，唐朝莆田“九牧林”兄弟读书处有“梯云斋”“澄渚草堂”等。

“书院”名目兴起于唐朝，是一种新生的传播文化、推广教化的组织机构，或由民间兴建，或由官府主导，1000多年来对中国人才培养、教育普及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据邓洪波《中国书院史》所载，唐代福建以“书院”命名的教育机构至少已有6所，即闽南漳州龙溪的松洲书院、漳浦的梁山书院，闽东福鼎的草堂书院，闽北建阳的鳌峰书院、邵武的和平书院及福州福清的闻读书院。这些书院多由当地考中进士的名宦乡贤所创办。

两宋尤其是南宋，由于朱熹及其理学的兴盛，书院成了研讨理学、培养科举人才的重要机构，往往择地于山清水秀的幽静胜境。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指出，书院是“群居讲习之所”，发挥教育、研讨、养士的功能。那么，其内在精神又是什么呢？恰恰又是朱熹对书院的功能和精神作了详细的阐述，这体现在他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又名《白鹿洞书院学规》或《白鹿洞书院教条》《朱子教条》）中。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阐述了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指出：“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邓洪波指出：“《白鹿洞书院揭示》后来成为书院精神的象征。”

朱熹与宋朝名闻天下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鹅湖书院等关系密切，他凭借书院讲学论道，对其后的书院文化影响巨大。他重视利用书院传播其理学精神，以求建立合“理”社会。在朱熹看来，书院教化的内在精神是：培养士子的主体自觉，学以致行，知行合一。他提倡学问之道，首在“博学之”，经过“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等环节，最后落实于“笃行之”，否则“学”即落空。朱熹非常重视经由教化来建立士子自身的主体精神和人格力量，他揭示“处事之要”是“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尉天骢指出：“中国旧有的书院并不如后人所想象的那样，仅仅是某些特定阶级进修之地，它们多是秉持旧社会‘耕读传家’的传统，由民间各界协同建立起来的，因此，它不仅只是一间学院，而是那一地区的精神所在。由于它们有在经济上支持的‘学田’，所以讲学时便不大会受到外来的限制……所以，书院和它四周广大的地区就结合成为无法分割的存在。”

正如程兆熊先生所言，千百年来，无论是白鹿洞书院，还是岳麓书院或鹅湖书院等，“虽其房舍屋宇，时毁时建，时坏时修，但其心意所存，精神所在处，总是不朽不易不变不迁的”。

福建士人书院情结

与朱熹及其后学关系密切的旧属省会福州地区的宋明两朝书院，至今著名者至少还有濂江书院、高峰书院、龙峰书院、勉斋书院、青山书院、蓝田书院、观澜书院等。譬如晚明曹学佺在福州乡居时，便倡议重修朱熹过化水口的青山书院。

入清，书院更为普及。邓洪波以清代福州共学书院、鳌峰书院、凤池书院、正谊书院、致用书院“同城联系，上下相属”为例，指出这样的办学模式建构了“递相升进的体制”，使书院之间有“上下庠”之别，类似于当今的小学、初中、高中的区别。同时，因为“鳌峰、凤池、正谊书院所课皆为举业”，清同治九年（1870年），福建巡抚王凯泰“另建致用书院，学重经史，倡导经世，招收鳌峰、凤池、正谊三院中专习经史之业的生徒肄业”。这样的分工合作，不仅是“普及后的提高”，更彰显了“学以致行”的书院精神。

乾嘉年间，鳌峰书院培养造就了影响一代士风的林雨化、郑光策、林宾日、龚海峰、梁上治等年轻士子，形成了“书院学子共同体”，他们身体力行，道德文章直接影响了陈若霖、陈寿祺、梁章钜、林则徐、林瑞春、陈功、陈宝琛等后进亲友子侄，这些后辈或成重臣名宦，造福社会民生；或成一代鸿儒，继续主导书院化育人才。深受朱熹揭示的“学以致行”书院精神熏陶的闽籍官宦，有特别重视书院的情结。譬如明朝天启五年（1625年），曹学佺在广西为官，发现桂林竟然没有书院，便立即修建漓江书院。这是活脱脱的“学以致行”之举。

1884年，陈宝琛出任江西提学，请福州硕儒谢章铤到白鹿洞书院主持讲习。谢章铤晚年出任福州致用书院山长达16年之久，“其为教也，曰有耻，曰近情，曰有恒，曰不苟”（陈宝琛语）。谢章铤一生还主讲过陕西、山西及漳州等地的书院，清末民初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不少福州人多出其门下。

观澜书院现代转型

1905年前后，清廷废科举，传统书院纷纷裁撤停办。福州因为五口通商，1852年起就有不少西方教会创办的书院，如格致书院、福音书院、培元书院、鹤龄英华书院、三一书院、英华书院、真学书院等。这些书院传播的“西学”，对传统“中学”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1870年，福建巡抚王凯泰有意识地创办致用书院，目的或也在应对“西学”的兴起，希望书院所教所学能够应对急剧变化的新时局的需要。清末有远见的传统书院开始自觉转型为新式的教育机构，譬如福州螺洲观澜书院。

观澜书院成立于明初，旧称“奎光阁”或“观澜堂”，又名“三才子读书楼”。明永乐年间，林岊、林峦、林赪伯侄三人隐于家乡，将“文昌宫”改建为“奎光阁”，读书述怀明志。三人才华横溢却无意功名，时称“闽中三才子”。“三才子读书楼”而后成为林氏家族私塾，观澜书院原有题联：“孝义我家碑，野老能谈庐墓事；江山才子笔，天风如写读书声。”

明清两朝，经观澜书院启蒙的林氏子弟其后多入鳌峰书院，中举后多为名宦循吏。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朝林氏中进士者5人，中举人者38人，其中林洪音、林雨化家族从清康熙直到光绪最后一科，连绵科甲历八朝，是享誉福州的文化世家望族。林氏中举后多为县令府台或学政教谕，政声教泽遍及八闽大地和浙江、河南、山西等地，多人名列沈瑜庆、陈衍等人编修的《福建通志》“儒林传”或“循吏传”中。譬如林洪音孙林鸣璋，先后肄业于观澜书院、鳌峰书院，福建学政吴玉纶（号香亭）试闽，两拔头等第一。1795年中举后，历任顺昌、建阳教谕，“愿登其门者如不及，前后生徒，不下百数，莫不黜浮崇实，各得其科名以去。以德行文章为训，多士仰之如泰山北斗”。

螺洲林氏一族深受书院精神影响的现代名人是林庚白（1897—1941年），其父举人林鉴波被乡试主考官誉为：“世居螺渚，誉重鳌峰。累试冠军，早知文中有价；频登优等，共徵名下无虚。族孙曾父子赴七度之鹿鸣，伯叔侄弟兄萃一门之鸿彦。”作为世家子弟，林庚白四五岁时被谢章铤所赏识，有“神童”之誉。他13岁以第一名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年少即奔走国事，成为反清的同盟会与南社的健将。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观澜书院正式更名为私立观澜小学校，成为福建省最早兴起现代教育新风的重要学堂。由于重视办学质量、校风淳朴，乡邻子弟纷纷前来求学，远近学校及社会名流亦前来观瞻。1922年，“末代帝师”陈宝琛自京返里，来校访问，书赠时任校长林朝志一联“劝课农桑诚有道，放怀鱼鸟欲忘形”，对观澜学风赞誉有加。随着校誉日隆，海军名将陈绍宽欣然同意出任观澜小学校名誉董事长，福州商会会长罗勉侯、吴石将军（时任国民革命军东路军第四独立师司令部参谋）、陈懋豫（前螺洲自治会议员）等各界名流也纷纷出任董事。学堂的招生范围不再局限于林氏本族，而扩及周边不同的村族。

观澜书院转型为现代新式小学校后，所用教材来自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享誉社会的品牌出版社，主要教材有《国音读本》《新国民国文教科书》《新式算术》《卫生教科》《新撰自然》《地理课本》《英语读本》《英语切音》《农业教科》等。工艺、美术、体育、音乐的教材由任课老师选教。学校还规定学生课外阅读书籍15种，书目有《新唱歌》《体育汇刊》《体育教材》等。

学校还附设书报社，据1927年的档案报告：校内订购的日报计10种，周刊旬刊计24种，杂志月报计17种。各科书籍计250多种800余册。购置《万有文库》《学生文库》各一部。

从上述教材可知，观澜小学校教学内容以现代知识为主，并重视培养学生的实际技能，这与传统书院“学以致行”的精神并不相悖。1926年前后，其章程规定办学宗旨是：“本校顺应世界现在之潮流及将来之趋势，并参酌社会情况，以养成健全之人格，灌输独立之精神，使学生毕业后能在社会上为正当平民的生活为宗旨。”

其办学宗旨理念与书院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即强调“觉己”，培养学子个体的人格自觉与自由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千百年来中国书院的真精神“学以致行”，至今依然是新式教育的精神皈依。

（作者单位：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