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台江书院由清中叶闽中富商高文骐捐资重修，打破“书院必在深山”的成规，深嵌上下杭商埠网络，实行“前市后学”的平民教育模式。这一富商捐资、平民就学的传统，为当代教育普惠化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历史借鉴。
教育深入市井生活
沿福州上杭路西行，至彩气山麓，一棵古榕郁郁葱葱。此树旧时被唤作“白鹭树”，因昔年树上常栖满白鹭，远看如雪，鸣声若雨。当年闽江上游商贾行舟往来上下杭，还未见埠头酒旗，先见满树白鹭栖于山麓，便知航路已至，故将此树当作指引水程的灯塔。树下青石门楣静立闹市，两进木构院落依山而建，这便是始建于清代的台江书院。
与于山北麓鳌峰书院的宏阔官式气象不同，台江书院的选址深具市井智慧。其合院式布局，坐西北朝东南，占地面积656平方米，穿斗式木构架、硬山顶建筑，东侧为张真君祖殿，西侧为建郡会馆，南侧三捷河临水，形成罕见的“前市后学”空间格局。
浓荫覆地的古榕虽立于闹市，却因昔年白鹭栖息而自带山林清气，与莆田红泉义学“郡东南二十里黄石东井”的清幽、鳌峰书院“选九府一州学行优秀者入学”的精英路线形成鲜明对比，体现出闽地教育融入商埠、贴近民生的独特取向。
台江书院前进为门厅与讲堂，后进为斋舍，第一进院落右侧设披榭，门窗、太师壁、雕花、石柱础等构件精美。这种既重实用又尚精巧的营建理念，恰是商人捐资的双重诉求：既要满足平民教育的实用功能，又要彰显捐资者的身份与品位。据福州地方文献记载，此类商埠书院多明确提出平民就学、“不取束脩”的办学原则，专为闽江上游商客子弟与本地贫家子弟提供就学之所，构成了清代福州教育版图中独特的商办样本。
教学内容方面，除儒家经典外，根据商埠商贸需求推断，还兼及簿记、尺牍、算学等实务，形成明体达用的课程体系。这种亦学亦商的模式，打破了官办书院“每月朔望行四拜礼，初二、十六会讲，初三、十八课文”的严格规制，允许生徒在经商旺季协助家务，淡季集中课读，使教育真正深入市井生活。
试想当年上下杭商贾云集，牙行、纸行、糖行伙计子弟晨起诵读《论语》，午后便随父兄学看账簿、写货单，晚间再回书院听先生讲评。这种半日读书、半日谋生的弹性学制，恰是商埠书院对平民生计的体贴与包容。
富商捐资闽地流变
义学之设，始于北宋范仲淹。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范仲淹于苏州设义田千亩，以其收入供族中贫困者衣食及婚丧嫁娶之用，并设义学以教族中子弟。这一义庄义学模式成为后世宗族教育的典范。
而在福建，义学呈现出鲜明的地域嬗变，捐资主体呈现出显著的商人化倾向。明清福建商人捐资兴办的社会公益事业包括“族人或村民乡民的教育如私塾、义学、书院等”（王日根、叶宝珠《明清福建商人与社会环境》）。
这一嬗变与福建海商文化密切相关。闽人“下南洋”致富者众，积累了雄厚的商业资本，怀揣“思儒业、振家声、固家产”的期许，将教育视为家族延续、阶层流动的关键路径，也将兴学视为自身“贾而好儒”身份的彰显。
早期闽商兴学多依托宗族力量，虽具平民色彩，却未完全突破血缘与地域的边界。据《明清福建商人与社会环境》记载，晋江蔡维绅“遗命建祠堂以妥先人，设家塾课子弟，建义田，规条明备，可贻久远”；仙游杨万选“置族中祭田，兴金石书院”，凡道路、桥梁、庙观、寺宇，“或补旧，或兴新，或专修，或合作，无役不从”；建阳刘天熙少受经术，经商以廉贾称，“刘氏族衍多不给者，熙办义田二百亩以赡之”。此类办学虽免收学费，但服务对象多局限于本族或邻里，是闽商兴学的初级形态。
真正的突破在于商埠书院的兴起。南宋时期，莆田红泉义学为理学家林光朝（艾轩先生）讲学之所，“学者自远而至，岁达数百人，至者如归”，不仅不收束脩，还为贫困学子提供食宿。泉州石井书院（初名鳌头精舍）由朱熹之父朱松首倡于南宋绍兴年间，后由当地乡贤率商人、乡老捐资续建，面向泉州府各县平民招生。这些书院逐步打破了宗族与地域的局限，将富商捐资、平民就学的模式推向成熟。
商埠书院的空间布局更是打破“书院必在深山”的成见。如福州台江书院嵌入上下杭商埠网络，泉州石井书院周边商贸繁荣，均形成“前市后学”的布局。建筑多采用两进合院形制，前进讲堂对外，后进斋舍对内，中庭隔离，既保证教学环境的安静，又维持与市井的紧密联系。
教学管理也体现因时施教的特点。官办书院管理严格，商办书院则更为灵活，允许生徒因时制宜安排学业。开学之际，莆田壶山书院会举行释菜、开笔类仪式，祭祀壶公等地方先贤，以芹、葱、笋、桂为祭品，分别寓意勤学、聪慧、虚心、折桂登科；日常教学中，“朝揖、会讲以深衣或凉衫，余以道服褙子”，通过服饰规范，强化身份认同与学规秩序。这些细节无不彰显着闽地教育明体达用的务实精神。
商办教育百年接力
台江书院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光绪末年科举废除后，改名为台江两等小学堂，是福州唯一一所保存完整的由商人捐资修建的书院。如今，台江书院仍保留清代建筑格局，虽暂未对公众开放，但作为商办教育的典型代表，已被列为上下杭历史文化街区的重要文化遗存。
19世纪以降，福建富商捐资、平民就学的传统，随着闽人下南洋的浪潮，呈现出跨地域发展的特征，海外华侨资本源源不断流入本土，推动民间教育实现从地方公益到规模化普惠的转型。
闽南华侨捐资办学在清代已渐成风气，至19世纪后期形成规模。1841年至1911年间，随着泉州等地移居海外人数大幅增加，一批事业有成的华侨华人办学热情高涨，形成了海外捐资、本土兴学的热潮。陈嘉庚先生便是这一热潮中的杰出代表。从台江书院到集美学村，实为一脉相承的拓展。前者依托商埠本土资本，重在扫盲与基础教育，解决商埠平民“有书读”的问题；后者依托海外华侨资本，重在培养现代人才，回答华侨子弟“读大学”的命题。
据1935年统计，晋江县教育经费达47万元，其中县政府仅拨款3万元，其余皆来自华侨捐赠（黄新宪《华侨华人捐资办学与闽南社会的变迁》）。与清代闽商相比，华侨捐资兴学的资本规模更大、教育对象更广，办学功能也从“补充官学”转向“支撑官学”，形成了覆盖小学至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这种“海外赚钱、家乡兴学”的模式，使福建在近代中国战乱频仍、财政困顿的背景下，依然保持了较高的教育普及率，培养出一批批新式人才。
尽管规模与形式发生了变化，但精神内核始终一脉相承，仍是富商（华侨）捐资，仍是平民就学，仍是“贾而好儒”的文化自觉与家国情怀。陈嘉庚先生“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的誓言，与高文骐等捐资重修台江书院的义举，跨越时光，声气相通、精神相续。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地域非遗文化传承与设计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