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闽大地，山海交融，文脉绵长。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强调，要在提升文化影响力、展示福建新形象上久久为功。这一重要指示，为进一步挖掘福建文化资源、总结历史经验并讲好福建故事指明了方向。“八闽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丛书在这一背景下编撰推出，旨在从福建文化传统中梳理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关的历史脉络与精神因素。《侯官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正是这套丛书中的一卷。
“晚清风流数侯官。”鸦片战争前后，从福建侯官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相继走出了林则徐、沈葆桢、严复、陈季同、林觉民等一批深刻影响近代中国走向的人物。《侯官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一书，以这批先贤的思想实践为切入点，探寻侯官文化所蕴含的丰富思想如何与当代中国式现代化的议题形成呼应。全书共七章，涉及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民主观以及科技现代化、教育强国建设、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等内容，结构清晰，史料翔实，是一部兼具史学积累与现实关怀的著作。
中国式现代化并非无根之木，本书从侯官文化出发，为这条历史来路寻找具体的文化根基。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叙事的核心命题。中国虽然在西方冲击下被迫开启现代化之路，但坚船利炮与“西学东渐”都未曾瓦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主体性，反而在民族危亡的压力下，催生出一批立足本土、会通中西的思想先驱，以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探寻救亡图存、民族自强之路。本书的独到之处，正在于通过地方文化脉络中具体人物的思想实践来呈现中国现代化探索的历史过程，从而说明中国的现代化之路有其内在的文化根基，不只是对外来模式的被动移植。
本书以侯官为切入点，娓娓展开了一幅晚清志士群像。林则徐“开眼看世界”，并非丢弃自身立场的盲目崇外，而是在坚守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下，以开阔的胸襟正视敌情、寻求自强。严复译介《天演论》，“一方面引西入中，另一方面援中解西”，试图在中西会通中建构独具一格的启蒙路径。这些实践表明，侯官先贤从未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骨子里始终有一种坚守本体、批判借鉴的文化自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侯官文化的历史实践，正是这一论断最有力的历史注脚。
书中对“严复悖论”的分析，则进一步揭示了晚清知识界在现代化道路选择中所面临的深层张力。面对洋务运动的失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教训，严复深刻意识到科技现代化并非万能解药——器物的强大未必带来文明的提升，西方的发展模式未必适合中国的现实环境。这种对科技理性与人文价值、开放引进与文化自主之间深层矛盾的清醒体察，既构成了严复现代化思想的独特张力，也提醒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需要辩证处理科技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同时兼顾物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侯官文化“中西会通”的历史实践，其意义不在于提供现成答案，而在于留下了一种面对时代变局时的思考方式，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基础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
一部文化史研究的价值，不仅取决于历史叙事的深度，更在于能否有效回应当下的现实关切。本书颇具特色的地方，在于注重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呼应，同时也兼顾地方经验与世界视野的关联。全书七章各有侧重，但都从侯官文化的历史实践出发，梳理其演进脉络，呼应当下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与深化。
从“开眼看世界”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书中勾勒了这一精神传统的百年延续；从严复“民智者富强之原”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教育强国的系列论述，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之间的深层联结得到充分阐发。这种以史观今的叙事方式，既避免了文化研究的“博物馆化”，也规避了以历史比附现实的简单化处理，使历史文化研究更具现实针对性。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第七章对陈季同的专论。陈季同是晚清以法语著述向西方世界系统呈现中国文化的第一人，开创了中国人主动向世界讲述自身文明的先河。在西方话语主导国际舆论的时代，陈季同以西方人熟悉的语言与叙事方式呈现中国文化的内在价值，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自信的历史表现。本书将这段历史与当代“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命题相贯通，指出两者之间在精神内涵上的一脉相承——拒绝被他者定义，坚持以自己的声音讲述自己的故事。不同的是，陈季同所处的时代，中国尚在寻路，能做的不过是向西方解释“我们是谁”；而今日中国已有足够的道路自信与文化底气，向世界提供的不仅是文明的自我呈现，更是可资借鉴的现代化方案。这一跨越，折射出侯官文化所积淀的开放精神与文化自觉在新时代的延伸，也为当代中国参与全球文明对话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参照。
然而，一部地方性文化研究能否超越一隅之见，在于它能否将地方经验与更宏观的视野相联系。本书虽聚焦侯官文化这一具体的地域文化形态，却并未止步于地方性的文化描述，而是以侯官文化的历史脉络为切口，讨论地方经验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内在关联，使这一研究具备了超越地方志书写的问题意识。
侯官文化形成于“派江吻海、山城合抱”的闽都福州，既有中原儒学的道统传承，又有面向海洋的开放胸怀。这种兼具内向传承与外向吸纳的特征，使侯官文化在福建文化乃至中华文化中都呈现出较为鲜明的面貌。然而本书的写作并未就地方论地方，而是尝试从侯官文化所体现的开放包容、经世致用、会通中西、家国情怀等特点出发，说明这些精神特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相通之处，也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资源提供一定参照。地方文化研究既不应流于碎片化的地域自娱，也不应被简单拔高为空洞的宏大叙事，而应在地方性与整体性的辩证张力中，揭示文化特殊性背后的普遍价值——本书在这方面的处理，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思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本书正是在这一理论视野下，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将侯官文化的历史脉络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加以贯通，在地方文化研究如何回应时代议题这一问题上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侯官文化留给后世的，不只是一段可供凭吊的历史记忆，更是一种植根本土、面向世界、在新时代仍具生命力的精神资源。“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或许正是重读侯官文化史的意义所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