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清代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清实录等原始档案，“竖碑送匾”“制送衣伞”“离任脱靴”“换帖宴会”“门包押席”“坐省家人”“托故上省，扣展公出”等一系列官场恶习，层层勾勒出清代部分官员重虚名、轻实效，重钻营、轻履职的扭曲政绩观。

这些恶习看似是礼仪应酬的细枝末节，实则是权力异化、政绩造假、贪腐滋生的重要温床，更折射出封建官僚体系的深层弊病。剖析档案中的这些乱象，对当下树立正确政绩观、力戒形式主义，具有重要的镜鉴意义。

清代官场最突出的政绩观误区，便是“重名不重实”。官员不靠实干实绩立身，反而热衷于自导自演“万民拥戴、政绩卓著”的假象，将政绩异化为沽名钓誉的工具。

“竖碑送匾”，即部分官员在任或离任时，强令地方士民筹资修建德政碑、去思碑，赠送“廉明公正”“勤政爱民”之类的匾额。这种陋习唐宋时期便已出现，因其虚浮不实，历代均有禁令，《大清律例》《清会典》中也明确禁止私建此类碑匾。但有禁不止，到乾隆年间愈演愈烈，不少官员尚未离任，辕门外早已立起德政碑，碑文中满是溢美之词，实则全是属员逼迫百姓捐财刻石、献媚逢迎的闹剧。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陕甘总督福康安参奏甘肃灵台县知县武粤生，其在任三年“毫无善政可言”，却纵容下属强令百姓捐资，为自己竖立德政碑、悬挂颂德匾额，搜刮民财，民怨沸腾。乾隆帝览奏震怒，直言此类行为“于吏治官方大有关系”，是典型的欺世盗名之举。

“制送衣伞”与“离任脱靴”，堪称清代官员离任时的“标配虚礼”。“离任脱靴”，典故源自唐代百姓挽留良吏的举动；“万民衣”“万民伞”，本是百姓为感恩清官惠政，自发缝制的绣满百姓姓名的衣、伞，象征“民心所向”。武粤生案中，其离任前不仅强令百姓制造“万民衣伞”，甚至挪用书院公款20两用于置办，“以致远近沸腾，声名狼藉”。乾隆帝对此严词斥责：“地方官在任，百姓制造万民衣伞致送并离任脱靴等事，最为陋习。”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十二月，乾隆帝以武粤生案为契机，下旨全国扑毁德政碑、去思碑，严禁“万民衣伞”“离任脱靴”等陋习。至次年年底，各地共扑毁石碑14541座、匾额949块，仅陕甘地区就拆毁碑坊780座、匾额113块。这场大规模整治，旨在刹住官场沽名钓誉的歪风。

如果说“竖碑送匾”等是对内虚饰政绩，那么“换帖宴会”“门包押席”“坐省家人”等恶习，则是清代官员对外钻营攀附、依附权贵的手段，其核心是将政绩异化为“讨好上司、谋求升迁”的敲门砖，形成“不谋实事、专谋人脉”的畸形生态。

“换帖宴会”，即官员之间通过结拜异姓兄弟（换帖）、频繁设宴应酬，拉帮结派，构建利益网络。清代制度虽规定官员仅能在节令、喜庆时举办宴会，其余均属违规，但实际中，宴会早已沦为官场交际的常态。档案记载，督抚常以“办理公事”为名，频繁将地方官调至省城，实则“以宴会酬酢相尚”。嘉庆朝江宁盐巡道彭翼蒙，此前在河南归德府任内，就常以换帖拜寿为名，大摆宴席，拉拢上司与同僚，以此规避考核、谋求升迁。更有甚者，新官赴任不急于熟悉政务、安抚百姓，反而先忙着宴请乡绅权贵、拜会上司，将“应酬到位”视为第一要务。这种“以宴代政、以结代责”的风气，使得官员精力全耗在人情往来上，履职尽责反倒成了次要之事。

“门包押席”，是宴会应酬背后的利益输送，更是清代官场公开的“潜规则”。“门包”，即官员拜见上司时，需给门卫、随从赠送银两，否则连衙门都进不去；“押席”（押席银），即下属参加上司宴请时，需缴纳远超餐费的银两，实则是变相行贿。档案显示，道光年间，地方官拜见督抚，门包少则数十两，多则数百两；一场普通上司宴请，下属需缴纳押席银数十至上百两，这些费用最终全转嫁到百姓头上。清廷虽多次下令禁止，规定收受押席银者革职问罪，摊派宴费者严惩不贷，但在“官官相护”的体系下，禁令形同虚设。

“坐省家人”，则是清代州县官多将家仆、亲信派驻省城，常驻督抚、藩臬衙门附近，核心职责是：向上司及其随从赠送礼品、孝敬银两；打探官场动态、上司好恶，为长官通风报信；打点关节、疏通考核，即便州县官有失职、贪腐行为，也能通过“坐省家人”花钱摆平。档案记载，乾隆至道光年间，几乎所有州县官都有“坐省家人”，其开销全由地方公费或摊派百姓承担，成为地方财政的一大负担。

在虚饰政绩、钻营攀附之外，清代官场还弥漫着“托故上省，扣展公出”的懒政恶习：地方官员无故借口公务，频繁前往省城，故意延长出差时间，逃避本职工作。清代制度明确规定，地方官需常驻治所，处理钱粮、刑名、民生等事务，不得无故擅离驻地。但档案显示，不少州县官视驻地为“牢笼”，视省城为“乐园”，动辄以“禀见上司、请示公务、核对账目”等为由，前往省城，一去便是数月，公务全交给幕僚、胥吏处理。更有甚者，并无实际公务，纯粹借“公出”之名，在省城应酬交际、吃喝玩乐、结交权贵，将“公出”当作逃避责任、享受安逸的借口。

乾隆年间，陕西、甘肃等地多次出现州县官“托故上省，经年不回”的情况，导致地方盗贼横行、赋税混乱、民生凋敝。乾隆帝多次下旨严斥，指出此类官员“只知安逸，不思尽职，视民瘼为无关，视公务为累赘”，是典型的懒政怠政。但由于考核机制虚浮、问责不严，此类现象屡禁不止，成为清代中后期吏治败坏的重要表现。

从本质上看，“托故上省，扣展公出”是扭曲政绩观的又一体现：官员认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只要不犯错、不得罪上司，即便毫无实绩，也能安稳任职、熬资历升迁。这种“躺平式”政绩观，使得封建官僚体系逐渐丧失治理能力，最终被历史淘汰。

清代档案中记载的一系列官场恶习，绝非孤立现象，而是封建专制体制、低薪制度、虚浮考核共同催生的产物，其核心根源在于政绩观的彻底扭曲：为官不为百姓，只为名利权位；政绩不靠实干，全靠虚饰钻营。

从制度层面看，清代官员俸禄极低，远不足以维持办公与生活开支，这为“门包押席”“摊派敛财”等贪腐行为提供了土壤。虽有雍正朝“养廉银”改革，试图以高薪养廉，但后期财政拮据，养廉银沦为虚设，陋规恶习死灰复燃。从考核层面看，清代官员考核重“上司评价”、轻“民生实绩”，重“表面文章”、轻“实际成效”，导致官员只盯着上司好恶，热衷于竖碑送匾、宴会钻营，而非深耕地方、造福百姓。从文化层面看，封建官场“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学而优则仕”的终极目标是升官发财，而非为民谋利，这种价值观催生了投机钻营、懒政怠政的畸形生态。

（作者单位：武夷学院中华文明武夷研究院暨朱子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