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25日，爱国侨领陈嘉庚抵达广西柳州。迎接他的，除旅柳福建同乡会会长吴石与数十名同乡外，还有一群特殊的少年——厦门儿童救亡剧团（以下简称“厦儿团”）的全体团员。这次相遇，促成了一段鲜为人知的资助佳话。

厦儿团与陈嘉庚均来自福建厦门。一位侨领与一群少年的相遇，正是八闽儿女家国情怀的生动写照。1937年9月3日，厦儿团在厦门市工委领导下成立。这是一支抗日宣传团体，成员最大的17岁，最小的仅7岁。1938年5月厦门沦陷后，该团随“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撤至漳州，徒步南下，经闽粤数县，于8月抵达广州。《申报》记者曾记述其艰辛：“一路上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有时还要受着饥饿病痛的威胁，可是他们的精神，却永远是兴奋、活泼、严肃。”在广州，邓颖超专程看望孩子们，称赞他们“真是我们的国宝”。从此，“国宝”成为厦儿团的标志性称谓。

1938年10月，厦儿团转抵香港，12月远赴南洋。出国前，他们发布公告：“将日本的暴行和国人坚忍果毅的精神申告知南洋侨胞，以凝聚中华民族的巨力。”团员耀来的童言稚语尤为动人：“我们此次出洋是儿童，不要以后回国变成老人。”这些言行，折射出儿童参与抗战的独特心志。在越南的半年多时间里，厦儿团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越南分会”举行多场筹赈义演，场场满座，共募得款项1.5万元，其中1万元寄回祖国。1939年6月，他们携带侨胞捐献的5卡车药品、慰劳袋和慰问信，于8月中旬回到国内。厦儿团是抗战时期唯一远赴海外演出的中国儿童剧团，成为联结侨胞与祖国抗战前线的特殊桥梁，时人盛赞其为“海外苦斗的一群生力军”。

厦儿团出洋，原拟前往新加坡，并曾通过陈嘉庚的关系进行接洽。据时任厦儿团总领队张兆汉回忆，当时“曾通过陈嘉庚先生的关系，拟去新加坡演出”，后因英国殖民当局慑于日本压力未予入境，方才转赴越南。虽未能成行，但“陈嘉庚”这个名字已在厦儿团成员心中留下深刻印象，为次年双方的直接交往埋下了伏笔。

1940年11月，陈嘉庚率领南侨慰劳团回国考察。11月23日，他抵达桂林。《救亡日报》记者采访结束后，看到陈嘉庚“同一个厦门儿童剧院的小孩同坐在一张沙发上，在询问家乡沦陷的情形，几次侍者催用早餐，都被拒绝了”。这个小孩正是厦儿团成员。陈嘉庚对厦门、对福建的牵挂，在这一刻流露无遗。次日，陈嘉庚在桂林参加福建同乡会，张兆汉在会上见到他，得知他将前往柳州，彼时厦儿团正驻扎于此，遂派团员林平夙随行，向陈嘉庚介绍厦儿团情况。当晚，陈嘉庚乘火车赴柳。

11月25日清晨，陈嘉庚抵达柳州。一看见他，厦儿团引吭高歌，嘉庚先生挥手致意，场面热烈动人。他把7岁的宋哲杰和8岁的施明新拉到身边，殷殷垂询，情同祖孙。这一年，陈嘉庚已67岁，南洋事务繁忙，却仍在这群流亡少年身上倾注了深切的关怀。在招待所中，陈嘉庚详细询问了厦儿团的工作与未来打算。洪凌、陈轻絮等人汇报了该团自厦门沦陷后的流亡历程及宣传抗日救亡的种种努力。得知这群孩子当年撤离厦门时来不及与家庭联系、没有携带钱物，全靠海内外爱国同胞的支持才得以生存，陈嘉庚当即允诺帮忙筹措经费。

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件事：“厦门难童二十余人，组演唱队，前往安南后回广西柳州，靠政府维持生活，来见余求逐月补助费一千多元，余许以待回洋筹寄，数月后曾汇国币一万二千元，交叶采真君按月供给之。”这段文字虽简略，却是整件事最核心的史料依据。

回到南洋后，陈嘉庚如约汇来1.2万元国币。对这群举目无亲、靠演出勉强度日的孩子而言，这笔钱无疑是雪中送炭，不仅解了厦儿团的燃眉之急，更让他们得以继续奔走于抗战宣传的前线。张兆汉感慨：“嘉庚先生对厦儿团的关怀，不仅体现在经济上的支持，更体现在他对这群孩子所从事的抗日宣传事业的肯定。他的鼓励，成为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

陈嘉庚资助厦儿团一事，长期以来未受足够关注。主要原因有三：《南侨回忆录》记载极简，仅以“厦门难童二十余人”一笔带过；厦儿团相关档案长期未完全公开；与陈嘉庚其他十万、百万元的义举相比，1.2万元的资助金额较小，在宏观叙事中易被边缘化。然而，金额之大小并不能等同于历史意义之轻重。抗战时期，陈嘉庚率先认购救国公债10万元，始终坚持月捐2000元直至战争胜利；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号召千万侨胞出钱出力；招募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在滇缅公路上穿行于烽火之间。这些方式均以“国家”或“军队”为对象，规模大、影响广，是华侨支援抗战的主流形态。而资助厦儿团，对象是一个流亡儿童剧团，方式是小额定向文化宣传支持，标志着华侨支援抗战从“宏观资金”向“微观文化”的延伸，从“国家层面”向“民间层面”的下沉。

厦儿团获得的侨胞支持，并非始于陈嘉庚，也不止于这一项。在海外演出的半年多时间里，正是广大爱国侨胞的踊跃捐款和热情接待，才使厦儿团得以维持并募得款项。回国后，陈嘉庚接续了这份跨越重洋的关爱。厦儿团之所以能赢得侨胞如此厚爱，根本在于他们深沉的爱国情怀和不屈的斗争精神。茅盾称赞他们“是比孩子剧团更进一步了”，刘思慕说一生有三次极大感动，其中一次便是面对厦儿团的报告和他们的斗争精神。这种情怀与精神，正是陈嘉庚以资助给予回应的原因。厦儿团将祖国蒙难的真相带给侨胞，唤起爱国热忱；又将侨胞的血汗钱款带回祖国，化作抗战物资。两者共同构成了“儿童—侨胞”的互动链条，为理解抗战时期华侨与祖国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典型个案。

来自福建的侨领与少年，用各自的方式诠释了八闽儿女的赤子之心。“国宝”不负，“侨领”有情。这段赤子相惜的往事，印证了陈嘉庚“唯有民心可用，唯有民力可恃”的爱国理念，也提醒我们：在宏大的抗战叙事之外，无数像厦儿团这样的微观力量，以及像陈嘉庚这样默默扶持他们的侨胞，共同构成了全民抗战的完整图景。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