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宋士大夫群体中，辛弃疾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存在。他以词名世，“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放至今激荡人心；他以政事立身，一生宦海浮沉，南渡北归之间始终怀抱恢复之志。在福建提点刑狱与安抚使任上，他前后仅仅两三年光景，却留下了一段“方地数千里，吏畏民安”的治绩，朱熹赞之曰：“闽中自得林（林枅）、辛（辛弃疾），一路已甚幸。”
这段经历蕴含的价值，早已超越一人一地的功业考索，它凝聚着传统士大夫于宽严之道与法度人情间权衡的治理智慧。南宋中叶的福建是朱子理学的腹地，辛弃疾在此地与朱熹的相遇论政，使这段功业平添了一层思想史的厚度。
绍熙二年（1191年），辛弃疾起复为福建提点刑狱。赴任途中，他专程取道建阳拜会朱熹，请益施政方略。此时的朱熹已年过花甲，武夷精舍讲学正酣，其理学体系与教育声望俱臻成熟。辛弃疾以一方监司之尊而执弟子礼问政于山中，在南宋官场属于极为罕见的姿态。
朱熹赠其十二字：“临民以宽，待士以礼，驭吏以严。”这份赠言的分量在于它的切中肯綮。“驭吏以严”四字尤其有所指，此前辛弃疾任江西安抚使时，因下属“贪吏害民”“以欺上府”而遭受物议，其治吏风格亦常被视为凌厉苛刻。朱熹的三句话将治理的对象作了精细的分层，辛弃疾奉此为治闽圭臬，此后数年施政的面貌几乎就是对赠言的逐一践行。
辛弃疾到任时面对的福建，治安形势相当严峻。就在绍熙二年（1191年）二月，福建路因“盗发所部”，安抚使赵汝愚等多名官员被降秩处分。辛弃疾在除盗安民上举措果断，同时保持了宽厚的分寸，这与他在江西时期以“峻法绳吏”的声名形成了微妙对照。宋光宗制词称其“养迈往之气，日趋于平；晦精察之明，务归于恕”，以“平”与“恕”二字概括此番转变，锋芒内敛而分寸得宜，恰是“临民以宽”在治安领域的注脚。
司法刑狱一面，辛弃疾的“宽”更见温度。汀州有疑案久拖不决，他指定以善治著称的上杭县令鲍粹然主审，最终查明真相，被囚者得以平反。对犯有过失和轻微罪行的百姓，他“从宽发落，使之改恶迁善”，唯以教化为能事。光宗因此在另一道制词中称赞：“比居外台，谳议从厚，闽人户知之。”
耐人寻味的是，辛弃疾将宽厚留给百姓，将严厉留给了执法者本身。他要求属官对每一起案件负责到底，杜绝因循了事。这种对百姓宽、对公权力严的分层治理，既体现着朱熹“临民以宽”“驭吏以严”两句话的内在一致性，也揭示了一条值得深味的治理逻辑，即执法的温度与力度各有侧重。
在整顿吏治上，辛弃疾充分回应了朱熹“驭吏以严”的告诫。当时福建安抚使林枅病逝后，辛弃疾兼摄安抚使，旋即“严格以文法条律约束各级官吏，以整顿纲纪，严明号令”，一时官吏皆怀戒惧，徇私违法之事大为减少。朱熹在给友人的信中对此深表理解：“辛弃疾是朝廷起废为监司，初到任，也须采公议荐举……他若把应付人情，有书来便取去，这一任便倒了。”这番话透露出朱熹对辛弃疾处境的一种公允判断：起废之人，唯有一开局立下规矩，整个任期方能免遭人情拖垮。
经济政策方面，辛弃疾展现了务实变通的理政思路。他兼摄安抚使期间，就汀州推行经界法与钞盐法两事上奏朝廷，提出“天下之事，因民所欲行之，则易为功”的施政原则。经界法是南宋朝野反复争论的土地清丈制度，意在均平赋税；钞盐法则关乎食盐专卖体制的改革，牵涉多方利益。辛弃疾主张先在乐于施行的汀州推行经界法，“经界为上，钞盐次之”。摒弃强制推行，既表明了对民情的尊重，也体现了一种务实的渐进策略。
在充实府库方面，他设坊场店铺推销食盐，同时制定严格的纪律，防止官吏从中营私作弊。这些举措在当时遇到了阻力，长溪县令曹盅便因对售盐持有异议而被调离，但也折射出辛弃疾兼顾效率与公平、因势利导的理财观念。
文教事业是辛弃疾治闽过程中格外值得留意的一面。绍熙四年（1193年）秋，他在福州重修郡学，不仅修缮斋馆、整饬厨馔以安定学员生活，还订立了严格的出入制度与考课法规，使学舍从硬件到制度都焕然一新。他在御书阁后修建经史阁贮藏图书，专程请朱熹为阁作记。朱熹在《福州州学经史阁记》中阐述了“经”与“史”相辅相成、共助学者的道理，这篇记文本身也成为福州文教史上的重要文献。朱熹之后又在致福州州学教授常浚孙的信中叮嘱：“得黄婿书，闻学中规绳整治，深慰鄙怀。若更有以心导劝勉之，使知穷理修身之学，庶不枉费钤键也。”
一位戎马之间仍念念于收复山河的词人，在地方官任上同样明白一个朴素的道理：一切治理，最终都要落在人的教化上。一座经史阁、一篇朱子记，远超文人风雅，实乃辛弃疾为福建文脉做的一份扎实功课。其中的远见在于他深刻认识到，再精良的制度与高效的政务，仍需文教的涵养与士风的培植，方得长久维系。
辛弃疾在闽任职期间，以治民以宽奠定其施政的基调，以驭吏以严树立其立威的支柱，以顺应民心推行经界、钞盐两法以展现其务实变通，更借兴学养士、修建经史阁来谋划其长远布局。黄榦以“吏畏民安，近岁所未有”概括其成效，朱熹则既肯定他在风纪整顿上的果断，也欣慰于他在州学上的用心。辛弃疾留下的治闽答卷，体恤百姓展露宽的本分，约束公权彰显严的担当，对实务的尊重则体现为因地因时的变通。三条线索交汇于同一种经世精神，在不同面向上各自展开。
这份治理智慧历经岁月流转而愈发鲜明，正因为它触碰的是为政者永恒面对的命题，即权力边界的划定、民意分量的衡量以及制度刚性与人情温度的共存之道。从执法的宽严尺度到重大决策的民意征询，从部门间的职权划分到公共资源的公平配置，辛弃疾在八闽大地上交出的这份答卷，至今仍可成为一份来自南宋的参考答案。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