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支平教授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曾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任、人文学院院长、厦门大学人文与艺术学部主任委员、国学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明史学会会长、中国朱子学会常务副会长等，获厦门大学“南强杰出贡献奖”。陈支平教授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明清史、闽台区域史、海上丝绸之路、朱子学及史学理论等方面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明史新编》《福建族谱》《客家源流新论》《台湾通史》《朱熹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朱子学新论》等。

以经济史研究为根底

问：您早年主要从事中国经济史研究，能否谈谈这段经历对您治学生涯的影响？

陈支平：1977年我进入厦门大学历史系，师从傅衣凌先生学习治史，至1987年获得博士学位，其间深受傅先生的熏陶与引领，一直专注于中国经济史研究。

在半个世纪之前，傅先生就已强调跨越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民俗学等多个学科的学术研究。就经济史而言，傅先生特别注重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经济史，例如傅先生强调地域性的细部研究、特定农村经济社区的研究，把个案探索与对宏观社会结构及历史变迁大势的掌握有机结合；傅先生还注意发掘传统史学所忽视的民间文献，如契约文书、志书、文集、谱牒、账籍、碑刻等史料，以及田野调查所得资料，如反映前代遗制的乡例、地名、口碑、民俗、传说等资料证史。这些研究理念与方法，对我后来的研究影响颇深。例如我曾利用各地收集的契约文书等资料，以农民经济为核心，考察明清时期若干经济形态。甚至于后来涉足的“侨、台、特、海”，乃至于国学研究，都始终以经济史研究为根底。

服务于国家与社会的文化需求

问：我们国家在“十四五”规划中制定编写《新编中国通史》，您负责主编《中国经济史》分卷，后来为什么会涉及闽台区域史、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

陈支平：这是由于厦门大学和福建省的战略需求。以闽台区域史为例，闽台历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极具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闽台现有绝大部分居民在追溯先祖时，大多声称来源于华夏中原地区，这是一种对于中华核心文化的向心追寻。而福建在地理位置上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同时由于面向海洋，勇于接纳外来文化，导致闽台这种边陲性的区域文化，较少或较缓受到中原主流历史变迁的影响，能够较多地保存儒家早期许多具有生命力的因素。这种极具特色的区域历史文化，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海洋战略、文化建设等议题逐步受到国家和社会关注，而“侨、台、特、海”是厦门大学长期以来形成的特色研究方向，服务于国家与社会的文化需求。

问：您耗时7年牵头组织两岸学者编撰六卷本《台湾通史》，提出“掌握台湾历史表述话语权”，请问您是如何看待闽台区域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陈支平：在我看来，无论是历史学，还是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都与政治和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应当为国家民族的现实服务，这也是历史学家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家责无旁贷的。

闽台区域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我们应该秉持应有的学术与政治立场。如近30年来，大陆及台湾岛内“台湾史”研究兴盛，取得不少具有学术创新意义的研究成果，引起国际学界的关注。可以说，从事台湾历史文化的研究，不仅是我们统一祖国的必然任务，更应该是我们福建学者首先应当承担起来的时代责任。我投身于台湾历史文化的研究，就是从这一时代责任感出发的。尤其是在台湾岛内，部分学者对于“台湾史”研究中“台独”的政治化偏见，我们应该秉持应有的鉴别意识。我们必须有清醒的意识，不能丧失自我的学术判断能力。

问：现在各级政府提倡弘扬“海丝”文化，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陈支平：“海丝”文化既然涉及中国与其他各国的关系，那么这种文化学术研究应该是双向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20世纪的中外交通史和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史，乃至近年来的“海丝”文化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学术缺陷，就是依据的文献资料大多是中国本土的文献资料，国外的文献资料征用较少。

中国的“海丝”文化发展史，当然是以友好往来的历史为主线，但是不同的文化因素以及不同的交往目的，都造成这种交往既有友好的一面，也有相互碰撞甚至对抗的一面。不能只记录友好往来，而忘却相互碰撞甚至对抗。而要厘清中国“海丝”文化的整体面貌，就必须在发掘中国固有文献的同时，也要搜集利用海外的资料，相互对照，比较研究。所以，我们要有更广阔的视野、更多元的立场，以及更客观地体现中国“海丝”文化发展史的面貌，才可以拓展“海丝”文化的研究领域，充实“海丝”文化的研究内容，从而避免一厢情愿的研究。

问：从史学视角看，福建如何深挖“海丝”历史底蕴，赋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陈支平：我一直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对外交流，特别是明清以来的对外交流，主要发生在东南沿海一带。15—17世纪，是西方所谓的“大航海时代”。这个时代开始把世界上的东西方连接起来，中国东南沿海的商民，积极顺应这一历史潮流，从而使得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得到全新的开拓。福建作为中国海洋文明的核心区，“海丝”历史与文化是我们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在今天国家倡导“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弘扬和继承祖先们在“海丝”历史上所发扬的“重乡崇祖、海纳百川、修文兴教、敢拼会赢”的文化精神，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和广度。

从历史学的视野来考察朱子学

问：近年您投入朱子学研究，这与您之前的研究跨度很大，可以谈谈您在这个领域的新认识吗？

陈支平：我主要是从历史学的视野来考察朱子学。我认为，朱熹对于社会关怀与社会管理的学术思考，有可能为研究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学者所忽视。社会关怀与社会管理之学，是必须要进行社会实践的。事实上，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与政治责任感的朱熹以及他的学生，在构建理学理论的同时，对社会的实践也十分重视。所以我在《朱子及其后学的历史学考察》一书中考察的重点内容就是，朱熹及其后学为当时的社会做了哪些事情，以及这些事情对当时的社会和后世产生了什么影响。

我基本是以本人擅长的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的方法，对朱熹及其后学在这两个领域的作为，作了尝试性的分析。朱熹等宋代理学家所倡导设计的以宗族制度和乡族组织为核心的基层社会管理与民间礼仪，正是由于较少受到政府的制度化约束，因而未经改造地延续下来，并且得到了社会的基本认同。福建民间文书、族谱存量全国领先。虽然现当代宗族制度与乡族组织遭到部分学者的批判，但它并没有像制度化的节孝行为那样引起社会的强烈反感，反而成为民间社会的生活方式，至今仍蕴含着顽强的生命力。

其实，我们对于朱子学的认识，应该从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方面是朱子的儒家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另一个方面是朱子对于民间基层社会治理理念的倡导。家族制度，正是朱子对于民间基层社会治理理念的核心内涵。这种核心内涵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礼仪伦理道德，倡导社会和谐，对当前乡村治理、乡土文化传承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

朱熹及其他理学家所提倡的重构社会基层组织的设计与实践，在近千年的中国大地上得到全面的实施与推广，甚至延伸到海外的华人群体之中。所以，我认为这才是真正实施于世的“经世致用”之学。

坚守我们自己的学术话语权

问：您对历史学有哪些新思考？

陈支平：《历史学的困惑》写作于20多年前，当时的一些困惑可能有些杞人忧天，但是里面提到的中国历史学的崇洋媚外、缺乏我们的自主学术意识，以及历史学研究当中的过于功利化问题，至今看来还是值得我们去思考，以及寻找解决之道的。从目前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趋势看，依然有两点值得我们重视。一是如何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两个结合”的问题，这是解决中国历史学研究中“崇洋媚外”及建立我们自己学术话语权的关键所在。二是随着科技的发展，AI技术十分时髦。但历史学研究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如果过于依赖AI技术，很可能导致许多似是而非的所谓研究成果泛滥。这对历史学的发展是不利的。

问：您对青年史学研究者有什么建议？

陈支平：文献资料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基础，搜集、整理、分析文献资料是历史研究者所应有的笨功夫，取巧不得。因此希望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应当秉承史学前辈“坐冷板凳”的精神，持之以恒地从事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和研究工作，在掌握丰富史料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明。当然，在当今人文科学和科学技术迅速进步的时代里，我们也不能墨守成规，需要吸收国内外比较先进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论，吸收某些有用的科学技术，扩大我们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手段。同时，我们也应当善于识别国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论的中国适应性问题，坚守我们自己的学术话语权，不能被国外的理论和方法论牵着鼻子走。先进科学技术的借鉴也是如此，应当慎重对待，不可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