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举行的2025年度全省考古工作汇报会上，20余项最新考古成果集中发布，其中包含了2项与漳州月港相关的成果：督饷馆遗址中明代的石砌排水沟及建筑基址、扶摇窑中专门生产孔瓮与坩埚的古代窑场，月港曾经的辉煌又多了重量级实物见证。

漳州海澄古镇，正是古代月港的核心区所在。1566年，漳州知府唐九德建议“割龙溪一至九都及二十八都第五图，并漳浦二十三都第九图，凑立一县”，赐名“海澄”，寓意“海疆澄靖”。仅一年后，明朝实行了近100年的海禁宣告解除，转为有限的开放，史称“隆庆开海”。自此月港成为明朝唯一合法的民间贸易港。

同期，世界迎来大航海时代。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的船队东来，全球化刚刚破晓。中国人也在这片晨曦中登船，他们在直通月港码头的庙宇中祈求平安后，便扬帆起航，参与世界范围内的角逐。

千帆竞发的黄金岁月

走进海澄古镇豆巷村的古街，一股古朴气息扑面而来，家家户户至今还住在古厝之中，门口仍使用着沿袭数百年传统的竹帘，既能遮挡，又能通风。在古街的丁字路口向左转就是“永安宫”，旁边就是店仔尾码头，曾经人们就在宫庙祈福后登船扬帆。

豆巷村的江畔有7座明代古码头遗址一字排开：饷馆码头、容川码头、路头尾、中股、店仔尾、阿哥伯、溪尾码头，不足1公里的江岸竟聚集了7座渡口，足以想见当年的喧嚣与繁华。

《海澄县志》里留着这样一行文字印证了当年的盛况：“洋船多以百计，少亦不下六七十只，列艘云集，且高且深。”

海澄镇上有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海澄崇兴郑氏造船家族第六代传承人郑水土。走进他的工作室，柜子上堆满了制作古帆船模型的“微缩零件”。他的家族从明代开始建造帆船，掌握了精湛的大型帆船建造技艺。他递给记者一本祖传的《海澄郑氏造船图谱》，里面记载了16种不同船型的制造技艺。

郑氏家族的百年传承见证了当年海澄因商贸繁荣而兴起的造船业。据记载，从明代月港出洋的商船，“大者广三丈五六尺，长十余丈”。船队更是蔚为壮观，“澄商引船百余只，货物亿万计”。

一出一进之间，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流向世界；世界的白银、香料、珍奇异宝涌入中国。

到17世纪初，每年从月港扬帆的船舶已多达300余艘，开辟了18条航线，通达东西洋47个国家。2008年，英国牛津大学包德林图书馆发现一幅明万历年间的航海图，图上多条航线汇聚于一个点——月港。

“月港的繁荣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一面是严厉的海禁政策和失效的朝贡体系，一面是闽南人出海谋生的传统和大航海时代急剧扩展的贸易需求，在两者复杂的历史演进中出现了月港，以唯一合法民间对外贸易港口的身份接入了世界早期的全球化格局。”月港研究院院长江智猛说。

这种唯一性迸发出巨大的能量。万历十七年（1589年），明朝规定月港出海船只为：东洋44艘，西洋44艘，共88艘。但是，这一限额仍不能满足海商的要求，故又增至110艘。

“隆庆开海”之际恰逢马尼拉帆船贸易发端之时。当时，西班牙建立了贯通美洲和亚洲的贸易体系，开辟塞尔维（西班牙）—阿卡普尔科（墨西哥）—马尼拉（菲律宾）—月港（中国）的大帆船贸易航线，这也是当时中国与美洲之间联系的主航线。

“以前中国对西方的贸易都是向西至欧洲，而这条贸易航线首次推进了中国贸易向东进军美洲的步伐，月港成为太平洋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江智猛说。

如今，海澄古镇的月港海丝馆里静静躺着漳州产的克拉克瓷和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银元，见证了这段波澜壮阔的跨国贸易史。

月港直接参与了世界大航海时代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开辟了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的新格局。商业的繁盛也直接促进了海澄这个沿海城镇成为当时富庶的国际贸易港。

纵横四海的商业雄心

古镇豆巷村的7座古码头中，容川码头经历多次修筑，目前长31米、宽3.4米，站在条石砌筑的码头上，可以感受到这里商船依次排开的壮观景象。这座大型码头集中了客运、货运和渡口功能，是当年月港贸易的枢纽。

值得一提的是，这座码头为大海商蔡志发捐建。码头上立着一座碑，碑文虽已模糊，但依然能读出当地人对他的敬重：“蔡志发，生平孝义，辛勤经商所得，尽归其父，不入私囊。兄弟五人，并相友爱……尝捐赀累石，砌容川码渡头，往来便之。”

蔡志发是当时月港顶级海商，也是以商济世、以义立身的儒商典范。他建码头、赈灾民、守信诺，以致郡守都为他立言。这在重农抑商的时代并不寻常，背后是月港因商而兴带来的商人地位提升。

“隆庆开海”后，月港的贸易愈发繁盛，漳州海商也更加活跃，参与海上贸易者几乎涵盖当时漳州社会各阶层。

“海上贸易的发展逐渐诞生了海商群体。海外贸易集团凭借雄厚的财力，购置大型船舶，储备丰富货物，构建起庞大的贸易网络。中小商人、贫苦农民、渔民和盐民等‘散商’也联合组建了贸易群体，这些‘散商’是出海经商人群中的大多数。”江智猛说。

古时的远洋贸易十分凶险，因此，每座古码头都正对一条小巷直通一座宫庙。几百年过去，这些小庙已融入村里的日常。“以前人出海是拼命，海商每次出海前，都要到庙里祈福，平安上岸的第一件事也是答谢神灵。”村民甘海参说。

繁盛的海上贸易也促成了移民。“17世纪初，马尼拉的华人据估算已超过两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从事商业贸易的漳州人。在族谱中，我们发现漳州人的足迹遍布马尼拉、马六甲、暹罗、雅加达等地，有些家族成员也分布在江南地区，将整个中国沿海的贸易与世界联通。”闽南师范大学副教授苏惠萍介绍。

据了解，万丹、雅加达、大员、会安、长崎……许多东南亚、东亚港市的兴起，背后都与月港海商有关。有钱有能力的成为航运商、代理商，没钱的当伙计、工匠、农民。无论贫富，他们都通过月港出发的帆船，将一个个无名之地变成繁华的贸易中心。

近代海关制度的雏形

古码头遗址中的饷馆码头，并不用作商贸，而是督饷馆的配套设施，用于来往船只的进出登记和报税。要找到饷馆码头的遗址并不容易，得沿着江面一路向东走，在月溪与九龙江交汇处的东侧，可见几级不起眼的石阶延伸至江面，这就是当年的饷馆码头。当时的税官和商人一同在码头上忙碌，记录贸易信息，明朝重新对沿海商业活动展开有效管理。

在“隆庆开海”之前，明朝一直延续严厉的海禁政策，可通番依旧屡禁不止，出现了“片板不许下海，艨艟巨舰反蔽江而来；存货不许入番，子女玉帛满载而去”的困境，并爆发严重冲突。

由于沿海动荡不断，百姓深受其害。朝中反对海禁政策的声音逐渐壮大。嘉靖后期至隆庆初年担任内阁首辅的徐阶认为海禁愈严，商转而为寇，提出“海波平则倭寇靖，商路通则军饷足”的核心逻辑，主张开放海禁可实现“公私并赖”。

海澄县的设立，表明当时的朝廷在对月港进行商贸管控的同时，也转变了治理思路。隆庆六年（1572年），月港的海防馆被改为督饷馆，专门负责民间海外贸易管理与征税。

江智猛说：“督饷馆的设立实际上标志着治理重心从海防主导（遏制走私、防范倭患）向发展主导（规范贸易、增加财税、推动商贸繁荣）转变，是明廷在倭患、财政压力下主动推进的外贸治理升级，也是国家治理从陆权思维向海陆复合型转型的体现。”

督饷馆通过“引票”制度规范商贸行为，同时分设水饷、陆饷、加增饷，明确标准，分别针对船只大小、货物价值和从菲律宾运回白银的商船特例征税。

“较为规范化的管理和税收机制让督饷馆成为近代海关制度的雏形。相比于朝贡体系，从发达的贸易中征税也是更进步的财政模式。”江智猛表示。

古镇的故事还在延续

月港的黄金时期并不长。明万历后期开始衰落，到崇祯六年（1633年）洋市关闭，前后不过半个多世纪。政策反复、殖民势力扩张，加上月港本身航道淤浅，并非天然良港，最终让它昙花一现。

历史的潮水退去，码头成了遗迹，但月港并未真正沉没。作为古代中国参与早期全球化的前沿，它在中华海洋文明史上的独特地位无可替代。正因如此，发掘与保护月港文化遗产，不仅是对过去的回望，更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历史注脚。

近年来，龙海区持续推进月港海丝史迹点的文物认定与本体保护修缮，对遗址进行系统性抢救保护。2025年5月，在省文物局支持下，福建省考古研究院联合漳州市、龙海区文保中心，对督饷馆遗址、饷馆码头遗址、儒山书院遗址展开调查与重点勘探。此次工作顺利找到了明确的明代地层堆积，在文献之外，月港的历史从此又多了不少实物例证。

在督饷馆遗址，考古人员清理出明代石砌排水沟及建筑基址，为确认这座明代“海关”的具体方位与建筑布局提供了关键实物依据。而在扶摇窑，则首次发现闽南地区专门生产孔瓮与坩埚的古代窑场。这意味着，商贸之外，月港的背后更扎根着一套完整的本地手工业供应链，环环相扣，支撑起远洋贸易的运转。

在保护遗址的同时，古镇也打开了一扇面向当下的窗。2024年底，在修缮月港古街的基础上，龙海区改造升级原有的月港船厂，建成月港海丝馆。新馆以“月是海上明”为主题，设7个展示区域，以时间为轴，徐徐展开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长卷。樯桅如林、帆影点点，南洋风物、古董瓷器、丝绸绢帛，一件件展品让那段漂洋过海的贸易史，重新变得可触可感。

海澄镇的繁荣，并未止步于历史。今日镇内，约240家食品加工企业拔地而起，吸纳就业两万余人，成为龙海区600亿元食品产业的重要一极。风靡全国的华夫饼品牌“丹夫”便发源于此，据统计，2025年其产销量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走进卡尔顿食品的透明工厂，理料、装箱、码垛全程无人化操作，自动化水平令人眼前一亮。

从月港的风帆到现代的工厂，这片土地上的繁荣从未真正中断。海澄的故事，仍在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