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命轨迹，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在山海之间穿梭。从厦门鼓浪屿的龙头码头，到仙游故乡的飞钱巷，这条路上不仅印刻着我个人的成长足迹，更浸透着父辈的血泪与八闽大地的文脉。

我的父亲许子烈，1897年生于仙游县钟山镇鸣和村。

他虽家贫，却有着极高的政治觉悟与家国情怀。1921年，他就学于泉州师范学校，虽因家贫差一学期未能毕业，但救国救民的志向却从未停歇。后来，他与燕京大学毕业的同乡陈丙中共同创办《新仙游报》。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这份报纸如同一把利刃，为砸碎封建枷锁、推翻反动军阀统治而冲锋陷阵。

《新仙游报》体察民情，笔锋犀利。面对地方绅士借红白喜事敛财、加重农民负担的恶习，报纸撰文猛抨，在舆论压力下，这股歪风终于销声匿迹；面对封建军阀、民军及土豪劣绅的横征暴敛，诸如强征“烟草捐”等暴行，群众敢怒不敢言，报纸便无情揭露，深受百姓拥护。父亲等爱国编辑还曾联合学生向当局请愿，发动各地仙游籍学生声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当时在厦门求学的陈侃、出洋留学归来的爱国青年等，皆深受其敢于斗争的风格感染，纷纷投身其中。

然而，黑暗势力的反扑来得猝不及防。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4日，国民党右派在仙游发动“清党”，捕杀共产党员与进步群众。父亲与陈丙中不幸被捕。反动军阀吴威下令，由反动军人杨燕秋执行枪决。因做贼心虚，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竟选在天未亮时行刑。枪声响起，陈丙中不幸中弹，壮烈牺牲；父亲虽中枪倒下，却奇迹般未被打中要害。他在装死后，趁看守不备，在邻居的帮助下于厕所解绑，连夜出逃。

父亲一路颠沛，最终落脚于厦门鼓浪屿龙头轮渡码头附近。那时，姐姐刚刚出生，父亲为她取名“怀四”，意在永远铭记4月那场惨烈的灾难。不久后，我在鼓浪屿出生，父亲为我取名“怀中”，意为怀念陈丙中烈士。我何其有幸，能以名字承载烈士的忠魂。据说陈丙中才华横溢，回乡求职时曾当场挥毫写下佳文，我想，我的血脉中或许也流淌着他的一份才情与风骨。后来，陈侃出任仙游高级中学校长，我便考入该校就读。陈老晚年曾在诗词中特意注明，我的名字正是为了纪念陈丙中烈士。

在鼓浪屿落难期间，父亲在厦门报社担任编辑，我们在码头附近租了一座平房。如今那座平房虽已难觅踪迹，但童年的记忆却历久弥新。姐姐许怀四曾凭记忆为我画下那座老屋的模样。父母留下的旧照至今还摆在我的案头：照片里，父亲英俊挺拔，西装革履，母亲温婉端庄。我每天对着照片，无一日不深深思念着他们。记得夏日的傍晚，父亲常带我去菽庄花园乘凉，我就在沙滩的怀抱中安然入睡。那时没有“往事”的沉重，只记得父亲在月下背诵“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的苍凉声调。

大海的胸怀陶冶了我的性情，但也曾给我带来惊险。

后来我们搬到一座大楼，楼下竟暗藏着人贩子。一天我突然失踪，全家发疯般四处寻找，幸好在轮渡码头附近找到了正在哭泣的我。据说人贩子当时还在催促：“哭什么，赶快走！”只等轮渡一到，将我运往厦门，便是海底捞针，生死未卜。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携全家回到老家仙游。我们先是暂住西门兜的许家故居，桌上玻璃板下压着堂哥许彧青的照片。他当时在新四军参加抗战，其母早年守寡，对我十分关照。

抗战期间，我们曾住在亲戚家，那是一座学堂造型的房子，先辈曾是举人，后留学日本。接下来，我们就在闹市租房度日。若干年后父母才搬回飞钱巷的老屋居住。

仙游飞钱巷是有古迹的。儿时和家人在天井采摘柚子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我曾纳闷为何叫“飞钱巷”却不见钱飞来，后来才知，传说曾有住家将钱财飞出窗外救济穷人。

回首半生，从厦门龙头码头听涛，到木兰溪畔苦读，这片土地塑造了我的灵魂。大海赋予我宽广的胸怀，木兰溪的奔流教会我坚韧不拔。这份从山海间汲取的精神力量，我将永远铭记于心，化作笔耕不辍的动力，守护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八闽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