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埃运动时期，福建作为中央苏区核心组成部分，以长汀为中心，孕育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足球实践。在硝烟弥漫的革命岁月里，足球运动并非单纯的体育娱乐，而是服务革命战争、凝聚军民力量、彰显革命精神的红色文化载体。
从古田会议将足球列入士兵娱乐项目，到省级赤色运动会设立足球竞赛；从红军将领带头上场竞技，到工农群众赤脚草鞋参赛，福建苏区用简陋条件书写了中国红色体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为人民体育、群众足球奠定了最初的根基。
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体育作为实现军事化的一种重要手段，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成为军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1930年至1932年间，随着苏区政治、军事、经济、文教事业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扩大，苏区体育也进入兴盛时期。1933年以后，在“体育军事化”“提高军事技术”的号召下，为粉碎敌人第五次军事“围剿”，福建苏区军民持续开展体育竞赛，直至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福建苏区赤色体育才告一段落。尽管存续时间不长，但福建苏区赤色体育与旧式体育有着本质区别，它继承“五四”精神，服务工农群众，面向革命战争，形成了独有的红色体育传统。
在各类赤色体育项目中，足球是苏区较早开展的一项球类运动。根据1929年12月闽西古田会议即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以大队为单位，充实士兵会娱乐部的工作，做下列多种游艺：第一，捉迷藏等；第二，打足球；第三，音乐；第四，武术；第五，花鼓调；第六，旧剧”。把“打足球”列为红军士兵娱乐的第二项，标志着足球正式成为党领导下的赤色体育项目，在福建苏区落地生根。
福建苏区足球运动依托红军俱乐部与乡村俱乐部两大体系开展，形成覆盖军队、机关、学校、群众的组织网络。足球运动最先在红军俱乐部中开展起来，再从军队向外逐渐推广。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会议宣言对俱乐部的设立给出提案：“军中要设立俱乐部，以便士兵娱乐。”红军俱乐部列宁室的组织设有体育组，下面又设4个股，其中球术股主管足球、篮球、乒乓球。足球作为红军士兵闲暇时开展的体育活动，也常在重大的军区体育竞赛中出现。
乡村俱乐部也逐渐发展起来。1930年底，龙岩县龙池一个区就创办俱乐部11个。1930年冬开始，才溪区12个乡先后建立了俱乐部。到1933年秋，仅上、下才溪乡的俱乐部就有工作人员100多人，“才溪有俱乐部……碰到节日，俱乐部组织大家开展拔河、打乒乓球、踢足球、赛跑等体育活动”。永定虎岗乡分上乡和下乡，共12个村子，建立了14个俱乐部。
至1934年1月，江西、福建、粤赣三地已有俱乐部1656个，工作人员49668人。1931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苏区宣传鼓动工作决议》中就指出：“在苏区内必须发展俱乐部、游艺会、晚会等工作。在每一个俱乐部下应该有歌唱组、演剧组、足球组、拳术组等组织。”张爱萍在《建立俱乐部》一文中提出，“俱乐部的工作，应分类的（地）有计划的（地）进行，在开始成立时，可以分成下列四组：……二、游戏运动组——做各种游戏和跳高、跳远、赛跑、踢球等运动”。足球运动便顺着俱乐部在各县、乡推广开来。
足球运动也出现在少先队的体育训练中。张爱萍在担任少先队中央总队部总训练部部长时，将之放在开展球类运动的首位，“开始，最好是从足球起，再练习篮球、乒乓球”。在长汀模范少先队野营演习中，体育运动种类丰富，其中一项就有足球。闽西苏区小学组织法还提出“场内可设：沙地、秋千、滑桥……足球、垒球、棒球、篮球等场”，以丰富少年儿童的运动项目内容。
苏区时期，环境艰苦、条件差，足球场地和器材大部分都是靠群众自己的力量解决的。张爱萍在《发展赤色体育》一文中，关于运动场地选择给出建议，要在各乡找个适中地方，空地、草地都可以，将它铲平，不至于高低不平。条件允许的话，再划一块为篮球、足球的场地。《各种赤色体育规则》一书也对足球的场地设计作了具体规定，如“球场长110码至120码，宽70码至80码，若遇地狭时，可缩短之，长100码，宽50码”“球门之宽8码，高8尺，以二柱为之，上置一横木，其宽厚不超过5寸。球门以圆栓木构成，其直径为4寸”。
这些都是给出指导性的意见和大致方向，具体的场地情况则要因地制宜地展开。刘永来回忆起才溪的足球运动时说：“我们踢足球、赛跑是在大坪岗。这里原来就是一个大草坪。所谓足球场，就是在坪上用石灰画线做个记号就是了。”宁化县当时就有个足球场在城关小溪边的火烧坪（现灯光球场），人们用石灰画线，用两根竹子插在两边，挂上纱网，一个简易的足球场便制作完成。
至于足球的来源，大致有两个途径。一是集资购买。正如张爱萍所建议的，“一个区或一个县，可以联合多数队员集金购买篮球、足球、乒乓球以及器具”。另一个是自己制作，“用兽皮包一团乱草缝好就是足球”。踢球则大多是赤脚或者穿草鞋。
苏区时期的足球竞赛并不作为独立的竞赛单独举办，而是在各类运动会中作为球类项目出现。如1930年9月17日，在第一次龙岩学生运动大会筹备会上，足球就作为仅有的三项球类比赛之一，由大家自由参加。
此后，足球这一竞赛项目频频出现在各类运动大会上。1932年5月1日，福建省游艺体育运动会在长汀县城南寨广场开幕，这是一场综合性的体育盛会，龙岩、上杭、武平、永定、连城、宁化、长汀各县少先队、赤卫军以及红军代表前来参赛，足球被列为球类赛事。1933年6月16日至19日，上杭旧县石圳潭召开福建军区体育运动大会，军队、直属队、随营学校和地方武装，以及各区的少先队、儿童团等参赛，意味着足球项目被纳入军队赛事。
足球项目还成为福建与其他地区以赛会友的重要项目。1933年8月1日至4日，福建省赤色体育运动大会在长汀县城南寨广场举办，除省一级的运动员、军区的选手外，中央派出了国家保卫局和红军学校的球队参加。1933年8月1日至7日，闽、赣两省在省立第九中学操场共同举办少先队运动会，其中福建50人、江西70人参加。
福建苏区足球的蓬勃发展，离不开革命领导人的亲身参加与大力倡导，军民共赛成为苏区体育佳话。1930年6月宁化西南半县大暴动，7月成立“中共宁化县委员会”。当时红军部队来往频繁，每到一处，就帮助地方建立红色政权、扩大武装力量，宣传革命的同时也经常同地方开展一些文体活动。红四军的一个支队（支队长陈光、政委李赐凡）驻扎在宁化县禾口河边游坝附近。在谈完工作之后，李赐凡建议活动活动，踢踢足球。因为条件差，便在河边游坝上找了一个大空坪，用竹子画几条线，没有球网球门，两边各插上两根竹子，作为比赛场地。足球是红军支队带来的，球就这样踢开了。当地的群众、干部，部队的干部、战士都观看了比赛，场内场外气氛很浓、很活跃，密切了军民关系。
1933年7月7日至19日，彭德怀和滕代远同志率领的东方军在宁化地方武装的配合下，发动了泉上土堡战役，宁化全县解放。在休整期间，彭德怀经常在小溪边火烧坪同青工队踢足球。当时的青工队由理发店员、打铁匠、木工、泥工中的青年组成，都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火烧坪的足球场场地很大，长100多米，宽六七十米。大家用石灰画线，用两根竹子插在两边，挂上纱网，彭德怀脚穿大皮鞋，青工穿布鞋，由一位同志手拿哨子当裁判，二三十人参加。彭德怀球踢得很高很远，观看的人也很多。彭德怀同青工队踢足球持续了一个多礼拜。
福建苏区足球始终以“体育军事化”为导向，《红色中华》发表《为学习和提高军事技术而斗争》的文章，强调“提高军事技术，必须发展体育运动，锻炼强而有力的健全身体”。足球运动的团队协作、快速反应、顽强拼搏等特质，与红军作战需求高度契合。通过足球训练，红军官兵的体能、耐力、协作能力与战斗意志显著提升。
福建苏区军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着“自力更生、因地制宜、服务革命”的体育实践，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红色体育发展，乃至新中国体育事业奠基，提供了宝贵经验与精神财富。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