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二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1900年5月22日），杭州知府林启病逝于任所，这位福建侯官（今福州）人身后竟“家无余财，几不能殓”，其清贫之境令前来奔丧的故乡亲族愕然。最终在杭州士绅百姓的集体捐助下，这位四品知府才得以入土为安。出殡之日，杭城百姓自发相送，队伍绵延不绝，一副挽联道尽时人追思：“为官二十载，家无余财；临终一句话，心存社稷。”
其家人本欲扶柩归葬福州故里，杭州士民却“泣阻其行”，恳请将这位好官留葬于西湖孤山，与北宋隐逸诗人林和靖（林逋）为邻。林家子孙被杭州人民的真情所感，忆及林启生前“为我名山留片席，看人宦海渡云帆”的诗句，同意将其安葬于孤山北麓。墓成，时人撰联赞曰：“树人百年，树木十年，树谷一年，两浙无两；处士千古，少尉千古，太守千古，孤山不孤。”
林启（1839—1900年），字迪臣，出身于侯官一个清寒的书香门第，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中举，时年25岁，终在光绪二年（1876年）得中进士，殿试位列二甲，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随后，他外放陕西任学政，初步展露其重视教育、秉公办事的作风。
光绪十五年（1889年），林启迁任浙江道监察御史。此职品级虽不甚高，却有监察百官、建言进谏之重责，是清要之选。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一役，清军水陆皆溃，举国痛心，时局维艰。林启恳切陈词“请罢颐和园之役，以舒民困”。奏章一上，立触逆鳞。不久，林启便被明示迁擢，实则远调，出为浙江衢州知府。
浙西衢州虽拥三省通衢之名，其时民生实颇疲敝。在不足两年的任期内，林启以务实勤勉著称，推行诸多利民之政，被时人誉为“两浙循吏第一”，《清史稿》以“多惠政”概述其治绩。细察之，主要体现于肃清吏治、劝课农桑与振兴文教三端。
到任之初，林启即着手整肃地方政务，厘清积弊，革除旧习，重在“除衙蠹，通民隐，禁无名苛税”。为恢复与发展地方经济，他力倡耕织且身体力行，捐出私俸1000银圆资助采购桑苗，家中女眷也被他请来亲身育蚕。林启深信“教化实为政之本”，因而大力整顿原有书院学规，并捐资倡设义塾12所，专供清寒子弟入学，不收束脩。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林启奉调杭州知府，直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卒于任所，主政杭州前后五载，也是他仕途的鼎盛时期。时人与后世史家对其治杭业绩评价甚高，所谓“守杭五年，政平人和”；民间亦有颂称：“治杭得其政，养士得其教，为匹夫匹妇得其利。”
林启理政有个人人皆知的习惯：不好好吃饭。他常随身备着简单饮食，政务处理到哪算哪，不让饭点来打岔。他主动打破官尊民卑的惯例，允许百姓拦舆呈诉，时常亲自接见寻常访民，听他们讲自家的难处。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主持创办了中国首个近代意义上的城市消防机构——杭州消防总局，引进东洋器械，编练了一支专业救火队伍。同时，他创设公共卫生局，在城内推行街道定期清洁消毒制度。面对民生困顿，他推行以工代赈，将规模浩大的西湖疏浚工程与救济失业贫民挂在一起。这些举措使杭州的城市管理在那个年代走在了前头。
林启认为旧式书院“只空谈义理，溺志词章”，救不了国。因此，他将兴办新学视为杭州任内头等要事。他创办的3所学校，开创了浙江近代高等教育、实业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先河。
他看中已被查封的普慈寺，建议浙江巡抚廖寿丰将其改为校舍，创办求是书院（1897年）。在奏请申办的折子中，他明确提出：“居今日而图治，以培养人才为第一义。居今日而育材，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他亲任书院总办（校长），制定“务求实学，存是去非”的宗旨，大胆引入数学、格致（物理）、化学、外语（英、日）、史地、博物等现代课程，聘请美国人王令赓为总教习。他每月望日必亲临书院课学，命题阅卷，督促甚勤。求是书院奠基浙江高等教育，后发展为浙江大学，被誉为“浙江革命思想重要源泉之一”。
林启1897年在西湖金沙港成立蚕学馆（现浙江理工大学前身），旨在“除蚕病、育良种、传技术”。这不仅是我国最早的蚕桑专科学校，更采用了先进的“课堂—试验—生产”三位一体教学模式。他重金聘请日本蚕学家任教，并开创了官派学生赴日学习蚕桑技术的先河。
在戊戌变法失败、朝廷下令停办新学堂的背景下，林启巧妙以书塾旧名，于1899年在大方伯圆通寺旧址创办养正书塾（杭州高级中学、杭州第四中学前身），暗中继续传授新学，为浙江中等教育开辟了新路。
林启曾在家书中告诫家人：“屋漏可补，心漏难医。尔辈当自立，勿以父为官而有所恃。”“心漏难医”成为其终身惕厉的座右铭。他以“勤能补拙，俭以养廉”为家训。据其孙辈回忆，虽贵为知府，“家里夜晚点油灯，只舍得用一根灯芯”，以至于新妇过门一年，“还没看清楚叔父的面孔”。为筹措办学经费，他不仅不领校长津贴，甚至还典当了夫人的嫁妆首饰，用作优秀学生的奖学金，被后世誉为我国教育史上制定和实行奖学金制度的第一人。这种“典当育才”的举动，与其“家无余财”的结局前后映照，是其廉洁奉公的生动注脚。
临终前，他对家人的遗言仅是：“做人要清白，做事要认真。吾虽死，心安矣。”民国时期，浙江大学首任校长竺可桢曾率师生公祭，并撰文缅怀：“（林公）守杭五载，政平人和，而兴学之功尤著……求是精神，实肇基于此。”
（作者单位：福建商学院教务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