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是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与人口史学家，复旦大学资深教授。作为谭其骧先生的事业继承人，他长期主持编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同时他开创性地研究中国人口历史变迁的长周期规律，编撰的六卷本《中国人口史》是首部全面探究中国近三千年人口发展规律的巨著，在国内外学界都广受重视。《中国人口三千年》是他2024年出版的一本科普性的小册子，该书聚焦历史人口学的主要成果和公众兴趣焦点，从中国历代人口演变、各时期人口波动何以如此剧烈、古代的婚育观念、少数民族人口问题、不同地域的人口格局差异、近代人口政策与未来趋势等六个方面，用30多篇短文将这些问题逐一拆解，以通俗笔法将其毕生研究精华展现在大众面前。
对人口规模的认知深刻影响着国家政策与家国观念。新中国成立前，有一句话叫“四万万八千万”，甚至精确到483869678人，但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才发现仅中国大陆人口就高达5.826亿，远超大部分专家的估计。中央各部门不得不据此重新调整农业生产、工业布局、资源分配等计划。据葛剑雄估计，从公元元年到1900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少则五分之一，多则三分之一，始终在世界人口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只有真正了解中国人口的规模和发展演变的历史，才能准确把握中国在全球发展格局中所处的独特位置，也才能真正读懂人口数据背后的历史逻辑与文明韧性。
《国语·周语》记载：“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周宣王时期距今已近3000年，“料民”就是最早的人口调查。我们现在能够获得的全国性的人口数据来自《汉书·地理志》，就是公元2年全国户口总数12233062户，人口总数59594978人。另一方面，虽然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广泛的人口数据，但除了个别年份外，多数数据并不够可靠，除了误差严重外，还存在隐瞒和无法统计等问题，比如一些正史和经典文献中记载，三国时期比东汉减少了90%。由于战乱、疫情和饥荒，当时人口数量的确锐减，但作者指出实际人口从5000万减少到3000万而非700万。这种数据断层与失真源于百姓为了躲避赋税，大量投奔到世家豪族门下导致户籍隐匿。为了更好地估计不同时期的真实人口规模，作者凭借其深厚的历史学功底，基于特定年份较准确的普查数据，仔细梳理史料中关于户籍、丁口、兵源、田亩、赋役及户籍制度变迁的零散记载，构建起更加严谨的人口推算模式，并与古代相关文献和现当代人口研究成果相互印证，形成了更具说服力的中国古代人口规模的时间序列。
根据作者的推算，汉武帝初期中国人口就已经达到3600万，东汉人口峰值突破6000万，盛唐时期中国人口一度达到8000万。12世纪，北宋最高人口达到1亿，如果加上辽朝、西夏等周边政权人口，整个中华文明圈人口当时或已逾1.2亿。据作者估计，明朝人口并非像传统观点认为的“长期停滞在6000万左右”，而是在万历年间已达1.97亿，清朝则在这个基础上稳定增长到4.3亿（1850年）。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中国人口始终在世界人口总量中占据绝对优势，尤其是19世纪上半叶，中国人口占全球比重一度高达35%，这也是当年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等大规模人口迁徙得以展开的人口原因。
中国人口之所以能长期维持全球第一的位置，首先在于秦汉以来大一统格局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它不仅提供了长时段的内部和平，也使跨区域资源调配成为可能，南粮北运、赈灾济荒在统一政权下有了制度化的通道。逐渐形成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政治理念，历代明君贤臣无不以“养民”为要务，人口的多寡成为关乎天命所归的政治问题。其次是中国走出了一条与其他农耕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无论政府还是老百姓，都通过兴修水利、改良农具、轮作复种、引进高产作物等方式积极开发土地潜力，用勤劳智慧和精耕细作，使有限的土地得以承载不断增长的人口规模。再次是数千年宗族社会以“光宗耀祖、添丁进口”为伦理核心的文化机制，将生育内化为个体对家族的责任，族田、义庄、家规为生育提供经济保障与行为规范，将个体生育行为与家族不朽连接起来，塑造了一种内生性的“人口亲和力”。这三重逻辑交织，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独特逻辑。
该书也对一些常见的问题予以解答。比如古代记录成年人口的“丁口”不一定是整数，甚至曾经出现过“丁口”数为小数点后十几位的现象。这是因为“丁口”实际上对应的是赋役折算单位，官府根据确认的丁数向一个地方摊派徭役与税粮，导致“丁口”数值被反复拆分、折算，为此用“丁口”推算人口数须小心谨慎。再比如，很多人认为安史之乱后人口持续减少，这是不对的。安史之乱后北方人口的确有所下降，但南方却迎来人口南迁高潮和大规模开发。大量人口未纳入户籍，导致官方统计数字大幅偏低，实际上黄巢起义前人口已恢复至盛唐水平。作者也不认同清中后期出现“人口爆炸”，他认为如果明末人口已近2亿而不是传统认为的7000万，那么清朝经过200多年发展至4.3亿，实际年均增速约为0.4%，谈不上人口爆炸。
关于在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人口，该书开专篇讨论。作者认为由于地理环境、经济方式、居住条件等原因，游牧民族人口增长率普遍偏低。他估计西汉时期匈奴人口约为50万至60万；唐朝时期吐蕃王朝极盛时期控制人口达到400万，其中吐蕃人估计在100万；西突厥虽然范围很大，但人口密度极低，总人口仅几十万；南诏以白族先民为主体，人口约100万；辽国虽然有几百万人口，但契丹本族仅约80万；在入关时满人约为100万，其中还包括了大量依附的蒙古、汉军旗人。因此在漫长的古代中国，真正构成人口主体的始终是世代耕作于中原及江南沃土的华夏先民，而曾经在中国历史上起到重要作用的匈奴、鲜卑、契丹、南蛮、百越等少数民族也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文化融合的方式持续汇入中华人口长河。而中华文明对民族认同向来不以血缘为主要尺度，只要接受了中华文化、遵循着伦理秩序，便被视为“华夏”一员，这种文化包容性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人口结构持续更新的深层动力。
在该书的“近代篇”中，作者探讨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推出的背景与过程。他指出，当时中国人口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率”转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率”。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人口总数突破了10亿大关，资源承载力与环境压力骤然加剧，政策制定者不得不推出更加严格的生育调控措施。面对当前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老龄化加速的现实，作者强调需要借鉴古代经验，用财政、经济的方法让生育变成多数家庭的理性选择；更要依靠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提倡新的孝道。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而人口规模巨大，位列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首。理解中国人口发展与变迁的深层逻辑，是把握这个特征的关键切口，《中国人口三千年》为此提供了清晰的历史坐标，读者只需花10多个小时，便可获得对中国人口发展的深刻理解。若由此更生兴趣，还可循着葛剑雄的学术足迹，走入《中国人口发展史》乃至六卷本《中国人口史》的更广阔天地。即便书中的某些论断，如对福建族谱中原源流的质疑，可能随着分子人类学等新的科学证据的出现而需要重新审视，但这恰恰说明，人口史的研究永远在路上。无论如何，该书的价值在于稽古知今，通过理解中国人口三千年的演进逻辑，为新时代人口高质量发展汲取历史智慧。
（作者单位：福建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