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

问：您长期深耕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研究，主持福建省“十三五”“十四五”金融业发展专项规划研究项目，连续七年为福建金融监管局编撰《福建金融发展报告（白皮书）》，成果获得国务院领导、省领导的肯定性批示。在您看来，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是什么？

黄志刚：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是坚持中国经济、金融学理论的人民性。构建中国经济学、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立场。这就要求经济金融理论创新要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把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追求目标，把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作为关键路径选择。中国经济金融理论创新通过更好指导、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实现其人民性。

中国经济学、金融学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分野就是人民性和资本性。金融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资本又是金融的核心，虽然不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都离不开资本的力量，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的资本进行了多维度的描述：无产者的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社会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马克思主义提出要消灭资本，本质是要消灭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或者说是其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性。从资本的二重性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本的主要区别不是资本的自然属性，而是其社会属性，其不同之处一是两个社会的生产关系本就不同，二是中国特色经济学体现的人民性能进一步调整、优化其生产关系。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是坚持中国特色经济学金融学理论的人民性，是坚持金融通过服务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形成，进而满足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问：在金融强国建设背景下，如何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黄志刚：我认为推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本质上是要理顺金融、资本、实体经济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可以通过三条核心路径来深入展开。路径一：金融通过产品创新直接服务人民，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比如聚焦民生痛点，做好普惠与养老金融大文章。路径二：通过服务资本，形成绿色资本、科技资本、数字资本等，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最终使广大人民群众分享发展成果，其中“服务资本”是发挥其“中介变量”的乘数效应而非将其视为最终目的。比如培育“耐心资本”，是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而不是其本身。路径三：通过资源优化配置，用杠杆牵引产业结构、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做大做美做甜“蛋糕”，惠及人民百姓。

人民币国际化的机会已经来临

问：您认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使命是什么？

黄志刚：从开放经济视角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中之重就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全球大国博弈日趋激烈、货币数字化形态不断推陈出新与国际货币体系多极化重组，对人民币国际化研究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路径再选择的需求。然而，当前人民币国际化的理论研究仍多沿用货币职能分析框架，实践上往往又深陷对已有国际金融基础设施的严重依赖与本质上排斥其他货币国际化的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制度锁定的困境中。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并非是纯粹由市场力量驱动的自然历史过程，而是一个充满战略设计、制度博弈与权力更迭的国际政治经济进程。为此，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另辟蹊径，关键在于突破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转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人民币国际化服务国家战略布局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导向的功能优化进程。事实上，人民币实现功能性国际化的机会已经来临，这就是科技革命推动支付革命的时代已经来临。在支付革命时代，要突破美元规则锁定，实现制度型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必须由被动跟进转向主动构建，数字货币、稳定币与多元平台的融合创新，极有可能绕开现有支付、清算和流通体系，孕育新的人民币国际化及其支付生态，因此，也亟有可能开辟超越既有货币国际化范式的新路径。

问：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金融如何服务国家战略？

黄志刚：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博弈日趋激烈。从服务国家战略看，金融服务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大有作为，重要使命是构建人类经济金融命运共同体。当务之急是要构建自主可控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

未来谁率先构建了全球最好的跨境支付基础设施，谁将主导金融和经济发展的方向乃至命脉。现有跨境支付体系的结构性瓶颈日益凸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跨境支付方式与新兴数字技术之间存在明显“代差”，其流程依赖多层代理行、路径冗长、到账不确定，导致处理效率低、费用高、普惠性不足，已难以满足全球贸易数字化与实时化发展的需求。第二，跨境支付涉及不同司法辖区的法律体系、监管框架和多元主体，标准不统一、系统不互通，使国际协调成本高企。尽管G20等国际组织已推进改善跨境支付的路线图，但在监管协同、数据共享、技术标准等方面仍存在显著缺口。第三，地缘政治博弈愈发激烈，使跨境支付基础设施呈现出被政治化、武器化的趋势，传统中心化网络易被用于单边金融制裁或技术封锁，对国际经济金融秩序构成严重威胁，也加剧了各国对支付体系安全性与自主性的担忧。这些瓶颈共同推动全球跨境支付体系迈向重构与升级的新阶段。

我们要在功能性国际化导向下，重构自主可控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理论。以科技创新重构跨境支付体系运行逻辑，推动形成自主可控、高效互联的基础设施网络，牵引国际清算体系由单中心主导向多中心、多节点协同演进。搭建“核心清算中枢—多通道支付网络—‘支付+’生态体系”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三层融合的立体化架构，促进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由市场交易中的“支付渠道”向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制度性“国之利器”转变。

主动拥抱人工智能革命

问：您一直倡导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理念，并将其贯穿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全过程。您认为，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时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思想如何在金融学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中体现？

黄志刚：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今天，金融学学科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范式重构。我们常说“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而在AI时代，要让这股血脉更畅通、更精准地滋养实体经济，我们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就必须从“知识传授”向“能力重塑”转型。

习近平总书记在“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对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金融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

从金融学视角看，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始终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的本质要求。进入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新时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金融学学科建设必须主动拥抱人工智能革命，以人工智能赋能中国特色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学科发展不能停留在“金融+IT”的简单叠加和工具应用层面。一方面，要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立场，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制度优势、治理经验和发展逻辑上升为系统化理论成果；另一方面，要推动金融学与人工智能、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复杂系统科学等学科深度交叉融合，探索智能金融、数字金融、科技金融、绿色金融等新兴领域的原创理论与方法创新。

在人才培养方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还应围绕服务国家战略培养金融学拔尖复合型人才。为此，一要创新金融学理论体系育人。要教研结合，构建科研育人机制，在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通过“学生参与”育人。二要创新人才培养体系育人。探索构建以“协同共建—智库育人”为核心的开放型育人体系，对接国家战略，形成“研究—教学—资政”育人闭环。三要创新课程和实践育人。深度挖掘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成果，使之形成育人的思想、理论、体系、课程、教材、案例、基地和场景，将其转化为优质育人资源。

（采访协助：福州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 林朝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