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历史长河中，创办于1897年的商务印书馆无疑是一座文化丰碑。这所被誉为“中国文化总机关”的出版巨擘，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己任，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在苦心孤诣地支撑其运转？是什么样的文化基因赋予了它历经战火而不屈的韧性？林矗编著的《风起东南：商务印书馆闽人寻踪》一书给出了答案。这部著作系统梳理了福州籍知识分子与商务印书馆的深厚渊源，为我们呈现闽人在商务印书馆从参与经营、投身编校到笔耕不辍，最终沉淀为文化影响力的内在逻辑。
作者在书中深刻指出，面对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大变局，教育与出版革新成为不可回避的时代呼唤。书中通过大量历史细节的还原，向读者展现了商务印书馆在鼎盛时期的辉煌图景：“企业员工多达4500余人，年出版图书占据了全国年出版物总量的四成以上，其分支机构与销售网络更是遍布海内外。”商务印书馆“尽揽天下英才，共赴民族未来”。
在近代商务印书馆的管理层、编辑团队与作者群体中，福州籍知识分子占据了极为重要的位置。作者援引商务元老庄俞在1931年所做的职员情况统计，该年商务印书馆总馆中的福州籍职员达45人，他们大多位居要津，成为企业不同发展阶段承前启后的中坚力量。同时，福州人还是当时商务印书馆最庞大、最具影响力的作者群体。在探讨“福州力量”为何能在这个重要的文化平台上大放异彩的过程中，本书并未停留于简单的人数统计，而是给出了深刻的文化解释。福州作为近代中国较早开埠的通商口岸之一，较早承接了西学东渐的洗礼，同时马尾船政学堂等近代教育的兴起，孕育出了开眼看世界的广阔视野与开放包容的海洋文化特质。
作者认为，福州籍知识分子与商务印书馆的渊源，起源于晚清开眼看世界的时势召唤，成熟于学人“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自觉担当，厚植于闽派知识分子群策群力的集体智慧，最终升华为中国近现代出版业中的“福州力量”。这种源自文化自觉、历史责任的担当，可视为商务闽人最初的精神动力。在国家危急存亡之际，这批深谙文化兴邦之理的福州籍知识分子，将个人的前途与国家、民族、企业的命运紧紧相连，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一股强劲隐流。
《风起东南》以极其翔实的史料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商务闽人的群像图，展现了他们在经营管理、编辑出版、辞书编纂与学科建设等各个领域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高梦旦是首位进入商务印书馆的福州人，也是企业的参谋长。作者在书中指出，高梦旦是闽人谋国谋书的至高象征，其倡导教科书革命、编纂《辞源》的创举，为商务注入了扶助教育的深厚力量。他在内部建立起完善的编辑规范制度，将教科书的“外包制”改为“自办制”，并主持编写了我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套成功的《最新国文教科书》。这套教科书风行全国，为商务印书馆带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此后，他又敏锐地将目光锁定在工具书市场，首创并全程参与了《新字典》与《辞源》的编纂工作，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在馆30多年，高梦旦始终秉持“成功不必在我”的信念，更是在五四运动后自认对新学“所知不多”，主动辞去编译所所长职务，让贤给胡适推荐的素不相识的王云五，自己甘当配角鼎力襄助；李宣龚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近40年，是工龄最长的福州人，与张元济等人并称“商务四老”。在作者看来，李宣龚以文化守望者的姿态，整理国故、推广艺术，为商务的内涵增添了传承传统文化的底蕴。作为守住基本盘的大管家，他掌管具体的经营业务，在协调解决各类问题中劳苦功高。尤其是在战后竭力支撑，保护着企业的经营与管理，可以称为商务再兴的功臣。同时，他将私人珍藏的各类图籍与书画等无偿捐献给合众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前身），并将珍品借给商务印书馆影印、交流，更是主持出版了《宋诗钞》等大量古代艺术瑰宝，成为商务印书馆艺术类出版资源的开发者。
除却肱股之臣的全力保障，本书通过对商务印书馆内部机构设置的探涉，揭示了一个常被忽略的现象：商务内部的诸多核心学术部门（如哲学教育部、理化部、法制经济部），处处可见福州籍学人的心血与足迹。在自然科学与科普领域，郑贞文的贡献具有划时代的开创意义。他怀揣“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统一中国化学名词，主编我国化学家自编的第一套高中教材《化学》，领衔编写《少儿自然科学丛书》等大量科普读物。他的初衷在于打破知识的垄断，将现代文明的福祉惠及广大民众，这无疑是兼济天下这一抱负的呈现。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福州籍知识分子同样在专业深耕中确立了极高的学术标准：陈承泽是一位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游刃有余的奇才，历任法经部部长，主编《学艺》等重要刊物。作为高梦旦的重要参谋，他代表管理层与沈雁冰探讨《小说月报》的改革事宜，延续商务闽人奖掖后进的传承智慧，将其打造成“为人生而艺术”的新文学阵地。同时，他毕生致力于汉语语法研究，其撰写的《国文法草创》奠定了早期语法学的理论基石；何公敢在深耕法制经济部业务的同时，积极参与商务印书馆五四革新，并开拓性地研究汉字检字法。
与这些活跃在学科前沿的商务闽人同频共振的，是第二辑中对于编辑群体和制度执行的微观刻画。作者总结得出，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有别于其他行业的“三审三校”等编辑规范制度。当代中国的现代编辑规范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这一历史经验。在这一制度的执行中，福州籍编辑群体扮演了中流砥柱的角色。例如书中列举的清末著名学者吴曾祺受聘为编审员，以“求古从今”的思路主持古籍的收藏、编辑工作，守望着涵芬楼，为古籍、丛书的刊印以及新知的普及打牢质量基础。作者通过追溯人事、物事的描写，将福州力量在近现代出版业中的贡献立体化，诠释闽地经世致用的学术追求。
在《风起东南》这本书中，作者不仅着笔于企业高管与专职编辑这类“内部人”，还为我们展示了一个规模庞大且极具影响力的福州籍作者群。在《来自福州的“商务”作者》一辑中，作者通过大量历史细节展现了商务闽人的践行之旅。他们借教科书、辞书、译著、学术专著等多元出版形式，凝练才情学识，奠定了商务印书馆文化影响力的深厚根基。
在翻译界中，严复与林纾是两座绕不开的高山。他们依托商务印书馆，系统译介大量西方学术名著与文学作品，铸就了“严译名著”和“林译小说”两大经典品牌。《天演论》的出版如晨钟暮鼓，惊醒了危机重重的国人，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具象化身；林纾译林独秀，其林译小说情文并茂，深受读者喜爱。在另一侧寻求民族解放的革命征途中，商务闽人更是以热血为墨、以生命为笔，谱写了壮烈诗篇。“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民主革命先驱林觉民，早年便在《东方杂志》上撰文探讨立宪政治与现代教育的关系，他的绝笔《与妻书》感天动地，遗作《各国近时政况》最终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将烈士的革命思想永久留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作为“左联五烈士”之一的胡也频，同样以笔杆为枪进行饱含时代呐喊与革命火种的文学创作，与当时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新文化出版阵地深刻共振。
该书特别注意到了福州这片文脉深厚的土地，同样孕育着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女性力量。冰心、林徽因、庐隐被后世誉为“福州三大才女”。冰心秉承“爱的哲学”和清新隽永的笔触，在商务印书馆刊行大量佳作，抚慰五四时期青年彷徨的心灵；庐隐积极回应社会问题，展现极强的反叛与觉醒意识；林徽因才学兼备，既以幽丽清奇的笔墨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留下一抹不可复制的亮色，又与丈夫梁思成并肩叩访古建筑深处的奥秘，留下不朽的青史之名。她们的崛起，构成了福州籍知识分子图谱中不可或缺的一脉，亦于社会转折的惊涛中，以自身命运映照出女性意识的觉醒。
纵观这群书写历史的人，无论是启蒙思想的学术泰斗、觉醒独立的文坛才女，还是慷慨赴死的革命烈士，他们的人生选择，无不彰显着将“立德、立功、立言”熔铸一体的追求。正是这般淬炼，把闽地文化中“造福苍生、兼济天下”的宏阔抱负推向了极致，共同构筑了商务印书馆深厚、激昂且悲壮的文化底色。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