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推进新闻宣传和网络舆论一体化管理，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当前信息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重塑人类社会的传播格局，主流媒体既面临着话语权分散、受众迁移、商业模式重构的多重挑战，也迎来了以技术创新驱动系统性变革、以深度融合重塑传播优势的历史机遇。
一、从社会转型到传播革命：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深层逻辑
系统性变革不仅是媒体内部的自我革新，更事关传播秩序的重构与公共信息体系的命运走向。社会转型、平台崛起与技术变革，将主流媒体推向了必须深入变革的关键节点。
社会转型期信息传播的权力格局正在被重塑。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利益格局深度调整，社会思潮多元并存，公共信息传播体系在数字时代遭遇结构性危机，使主流媒体从“传递信息”到“建构秩序”面临功能跃升的挑战。生产关系中的权力结构进一步向技术资本集中，过度依赖第三方平台不仅让主流媒体面临权威性被消解的风险，也导致其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应承担的价值建构与秩序构建功能难以有效施展。
网络空间的信息碎片化、情感极化与圈层隔阂相互叠加，构成了舆论生态的复杂图景，深度伪造加剧虚假信息泛滥，为舆论生态注入不稳定因素。上海交通大学去年主导的人工智能时代公众科技谣言认知情况调查结果显示，真正对AI幻觉保持“高警觉”的人群仅占8.5%。传播权力转移加剧了舆论生态的内在裂变，面对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度分化、群体诉求日益多元，主流媒体在价值整合、共识凝聚和治理效能等方面的转化仍需通过内在体制机制变革深入推进。
传播技术的革新促使新闻生产从单打独斗转向网状协同。自2018年以来，全国约2500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完成挂牌建设，“中央—省—市—县”四级融媒体传播体系的架构初步形成。实践过程中部分媒体也暴露出体制机制存在的深层瓶颈，组织内部管理机制僵化、资源调配能力弱、评价标准缺乏精细化等结构性问题制约着变革深入推进，这些问题必须以刀刃向内的决心加以破解。
二、以系统性变革提升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进路
（一）强化思想引领，把牢舆论引导的政治航向
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着力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其立足点和根本目的在于确保意识形态安全，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深化系统性变革必须始终坚守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让主流媒体真正成为意识形态安全的坚实屏障和主流舆论引导的战略支点。
坚持全局性思维，校准现代化征程中主流媒体的功能坐标。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内在地呼唤一种具有强大凝聚力、感召力和解释力的主流舆论场域。如何在更广阔的现代化图景中引导主流舆论，确保内容供给、平台拓展与话语创新协同发力？主流媒体需要切实承担起深度参与、忠诚记录和有效传播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职责。
把握系统性思维，构筑统筹协调、因地制宜、优势互补的传播生态。传播生态中的多元主体因媒介定位和受众定位不同而呈现既合作又竞争的互动生态，妥善处理好中央媒体与地方媒体、公益媒体与商业平台、主流媒体与自媒体之间的多重关系，统筹协调内外资源，主流媒体才能在协同互补中实现差异化发展，形成各展所长的全媒体传播格局。
坚定人民立场，凝聚复杂舆论场中的价值共识。舆论引导不止于宣传口径的统一，更要通过主流叙事实现与民间话语的协商对话，稳定舆论场域。在尊重信息传播规律的基础上，主流媒体需要敏锐把握社会情绪的真实脉动，围绕社会聚焦的问题寻找“最大公约数”，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行动共识，将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转化为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二）优化技术赋能，筑牢数智平台的坚实底座
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技术革命，正在驱动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跃升，主流媒体推进数智化变革必须有过硬的技术本领。平台化、智能化、场景化是未来主流媒体技术演进的重要特征，筑牢应对复杂舆论生态的技术底座，才能将主流媒体的技术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
以智能技术赋能为支撑，构建精准识别、高效能的数智底座。面对实时化、圈层化、情感化的复杂舆论环境，主流媒体亟需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深度嵌入新闻生产与舆论引导的全流程，参与主流媒体的精准决策。尤溪县融媒体中心作为全国县级媒体融合改革的标杆，与中国传媒大学、数据科技公司合作研发“尤溪县数字乡村”公共服务平台，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实时分析乡村发展的各项数据，嵌入智能舆情监测模块，以数据支持提供精准引导，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以场景融合拓展为牵引，营造视听交互、全域覆盖的全媒体传播新格局。信息正在从静态分发转向动态的、交互的情境服务，而场景不仅是信息抵达的物理界面，更是连接用户、内容与情境的关系网络，其典型特点是大小屏联动与虚实融合的深度再造。结合新闻行业“时效性强”“移动化”的特征，未来移动化发展需要在把握数智超清技术的基础上推进视听传播的场景再造，真正了解并且触达用户的情感诉求，为巩固壮大主流舆论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
（三）创新体制机制，构筑全媒体人才的战略高地
体制机制创新是主流媒体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内容生产质量的保障。在媒体融合纵深推进的当下，要适应数智化发展的现实需求，就必须打破“层级分明、各司其职”的运营管理模式，从组织架构与评价体系两端同时发力，开辟人才竞争的独特航道，通过系统性组织创新释放主流媒体的内容创新活力。
打通组织架构，构建灵活高效的融合生产体系。媒体融合的实践过程中，去中心化的组织形态正成为各级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主流趋势。近年来各级媒体的融媒体工作室如雨后春笋般成立，聚焦特色品牌内容，在实战中锤炼采编人员的全媒体作战能力。工作室制度在报道模式上打破了部门、行业、工种之间的壁垒，一批特色强、亮点大、新意足的融媒作品由此诞生，扁平化、项目化、轻量化的组织模式为系统性变革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重塑考核评价，培养数智时代的高质量传媒人才。考核评价是指挥棒，也是人才培养的制度保障，决定了传媒队伍的发力方向与价值取向。破解“引才难、留才难”难题需要从评价体系入手，将“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四维指标纳入核心考核权重，兼顾技术创新、协同贡献、社会效益等多元维度。通过定期召开创新研讨会、开展跨部门沟通沙龙等方式，鼓励人才畅所欲言地表达创新想法和建议，真正做到事业留人、机制留人、待遇留人，以科学评价激活媒体的生产力与创造力。
（四）拓展服务渠道，提升舆论治理的综合效能
随着媒介化社会深度演进，主流媒体功能已超越信息传播范畴，跃升为主流价值秩序的建构性力量，主流媒体须以更积极主动姿态融入国家治理大局，将舆论引导与社会服务有机统一，在解决实际问题中赢得群众信赖，推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精准识别群众诉求，推动建设性舆论监督走深走实。社会变革催生出群众心中的“急难愁盼”问题，主流媒体须将精准识别的群众诉求转化为新闻线索。具体而言，可以依托融媒体平台建立常态化的民意收集与研判机制，捕捉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纳入采编流程，进而转化为监督报道或问政节目，实现“发现问题—反映民意—推动解决”的闭环，发挥舆论监督的建设性作用，将基层问题解决在基层。
拓展“新闻+”模式，构建多元协同的服务生态。平台化的硬件设施初步实现了主流媒体与地区经济发展、城市治理、政务服务的深度链接，平台化服务拓展将成为下一步发展的重点。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中深耕在地文化、积累地方资源，已经逐步发展为服务地方的重要枢纽。要加快以公益直播助农、区域品牌推广、文旅资源推介等方式主动延伸服务链条，切实服务乡村振兴与地方经济发展，在更广阔的基层空间中彰显主流媒体的治理价值，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一场涵盖理念再造、机制重构、技术迭代与生态优化的全方位转型。面向未来，主流媒体唯有在变革中保持定力、在融合中坚守初心、在创新中赢得主动，方能不负时代使命，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独特的舆论力量。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