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初中时，我一天往返龙墘路两次。路边有座木墙黛瓦的老屋，前后两落，隔着内部的埕连在一起，望过去黑压压的一片。透过宅门往里瞧，蹦跳的孩子时常跃动着鲜艳的衣裳。那时，不知这寻常宅邸的分量，只晓得大人们反复念叨：古时，里头出过一个有本事的人，官员打门前经过，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乡人讲不清什么理学道统，但这句话是记得牢的——能让官爷低头的人，必定不是凡人。此人便是余潜士。

关于余潜士，乡下人传得最多的是两桩事。

头一桩是丧子。七岁的独子病故家中，家人赶到福州报信。他急急往回赶，行至界竹口，家人觉得路程已过三分之二，便道出实情。他默然片刻，只说了一句：“儿子既死，不能复生，学生更为重要。”便折返福州，继续讲学。乡人讲到这里总要叹口气：心肠怎这般硬？后来才慢慢明白，那不是硬，是另一种柔软——把对一个人的疼惜，化作对更多人的担当。

再一桩是读书。二十岁那年，他独上高盖山名山室，在石室中摊开《近思录》。程朱义理与流云古松相融，他读得入迷，竟把砚台里的墨汁当成了糖蘸料，往嘴里送。道长推门催他用午点，见到的是一嘴墨黑，忍俊不禁：“呆，好一个痴墨书呆！”乡人讲这故事时总是哈哈大笑，笑过之后又带着几分敬意。一个人能痴到这般地步，想必是书读到骨子里去了。

这些故事，便是我童年时对余潜士的全部认知。至于“举孝廉方正”“授州判”“赐进士”“封文林郎”，离一个乡村孩童的世界实在太远。后裔也说不出所以然。他的德行学问，沉睡在图书馆的古典文集之中，乡人无从知晓。

直到2011年，由卢美松主编、陈名实点校的《余潜士全集》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一代闽学宗师才慢慢走进人们的视野。借着去年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挖掘整理之机，我潜心研读《余潜士全集》、《余潜士文化研究》、地方旧谱、永泰县志，数度走访其龙墘故居、名山室水帘石室，越探越明晰，越读越深刻。

原来，余潜士一生淡泊利禄，“不专治制科业”。在他看来，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科举入仕，穷理修身比科举功名更为重要。他主张“学以变化气质为先”，讲究“蒙养之功”：学习是为了涵养心性、变化气质。他甚至觉得培养合格的士人走上仕途，比自己一个人去当官更有意义。他直言：“科举窄途也，得其售者几稀。不授以实用之学，学子皓首穷经，若不能登第，辄不能以他业谋生，值成一识字之废人耳。”这话放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他的行为同样印证着这些主张。道光元年（1821年），朝廷诏举孝廉方正，永福（今永泰）知县和乡绅一致推举，他却“自揣声闻过情，深增愧惧”，以母病为由拒考。任教鳌峰书院时，一府官赠唐伯虎画，嘱他送京中官员以谋功名，他却把画藏于家中，不屑钻营。

然而余潜士并非不学无术之人。他两次进京未第，42岁被举拔贡第一，授职州判；60岁乡试中举；68岁咸丰帝特赐进士，授文林郎。最重要的是，咸丰二年（1852年），翰林院编修魏敬中、林汝舟前后两任携手率169位同乡官绅联名申报其学行，称他“专崇正学，因仁义道德之藩篱；潜读深山，奉濂洛关闽为圭臬”。咸丰四年（1854年），朝廷准许他入祀乡贤祠，并配祀孔庙，春秋官祭。一个读书人能得到如此身后的哀荣，在那个时代，便是最高的认可。

掩卷沉思，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再好的文化也需要挖掘，再大的名人也需要宣传。余潜士一生甘为布衣，守住读书人那颗纯粹本心——这份耐得住清贫、守得住寂寞的定力，正是书本点校出版后，通过阅读传递给我们的精神内核。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启动挖掘整理，编写通俗有趣的普及读物，近日在福州晓风书屋发布《行道莫先立身——跟着余潜士去研学》，正是把一位沉睡在古籍中的闽学大师，从虚拟推向现实。

如今再走龙墘的路，那座黑压压的老屋，后落虽已翻新，但前落的木墙黛瓦间，仿佛能看见一个书生捧卷苦读的身影；柏油路上，仿佛能听见当年官轿落地的声响。余潜士先生若泉下有知，看到自己的故事终于走出了图书馆的古籍，走进了乡人的书案，大约也会像当年那个蘸墨而食的书呆子一样，微微一笑吧。

墨香深处，一代宗师，终于醒了。